贫富差距拉大是市场化改革必然 坏富人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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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从去年“郎顾之争”辩论赛开始，中国经济学家就逐渐整体陷入一场公众的信任危机之中。最近的一次风波是在今年10月，又是一位香港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对媒体称：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此后，对中国经济学家的骂声就不绝于耳。
中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遭骂？中国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不值得信任吗？舆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在评价经济学家？对此，《经济学消息报》总编高小勇有自己的看法。同时欢迎更多读者参与此项讨论，本报将继续关注。
今年大概算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
看到对经济学家的那些批评和谩骂，我很心痛。比如对张维迎的，最近对林毅夫的，以及以往对厉以宁的。这些批评和谩骂针对的都是不同时期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前两位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为政策研究的科学性花费了许多心血；后一位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还坚持宣传改革开放，反对教条僵化。
对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无论来自外部社会还是学界内部，都涉及到一个标准问题。所以，我还是决定写写经济学的科学性问题，为了便于交流，我通过描述自己与一些经济学家交往的故事来说问题。
林毅夫的理性与情怀
认识林毅夫是在1994年去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夕，想着他是诺奖得主舒尔茨的弟子，学问也做得不错，想听听他的建议，去了他家。
后来，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他邀请我去了。我觉得他是中国崇高情怀和科学精神结合得最好的经济学家。他若不搞中心———这个人人个性极强又费钱、组织交易费用极高的中心(有天夜里我和易纲在车里聊天，他对“中心人人都是英雄”这点深有感慨)，只搞自己的研究，他会在国际上更有名更有钱。但是，他有现在稀缺的中国士大夫的情怀，让他做了这种有牺牲性质的选择。
说他很有科学精神，从他的研究和他那本《经济学方法论》，就可见他对什么是经济科学有着精深的理解。比如，中国为什么会有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支配的经济？不少人都认为是意识形态。但他作为经济学家给出了个不容易的科学解释。他认为，当时决策者受赶超激励，当时他们掌握的知识告诉他们只有重工业可以实现赶超。而中国的条件是，要做这样的赶超，市场是不可能照愿望那样配置资源的，只有搞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才可行。而与此相匹配的组织，哪种成本价格最低呢？单干的农民和分散的工商业者对行政命令和计划来讲当然代价很高，不好打交道，计划命令也不易执行。用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这种组织来传达和执行命令和计划当然成本低。这是一个很精彩的科学解释。
事实上，请注意中国好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樊纲、钱颖一、田国强、王一江、杨小凯等等，他们都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准确洞察和指定约束条件，然后推论利害和价格变化，以及人的选择行为现象。无论他们说什么问题，价格成本以及决定价格成本的约束条件都是如影随形———这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的近乎本能的习惯。而富有想象力地发现指定约束条件，创设可解释推论现象的假说、模型，则是个人造化了。
经济学知识为何要如此生产，生产有哪些规矩？了解这方面科学方法论的国内经济学家并不多。国内为此写专著的有林毅夫的《经济学方法论》。事实上，国内外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著作不少，但分析素材大都是根据物理学的素材。而在关于经济学及研究人的世界的方法论的书中，林毅夫的书是好书。我想，如果读懂了这本书，对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样的经济学是科学应该有不错的理解；研究中，所谓左和右的感情用事，以及数学帝国主义也会有所避免，无论是学界内和学界外关于经济学家的争论就不会有现在的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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