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工资，目前人们似乎有着诸多困惑：现有的工资水平是否与改革开放、GDP增长以及经济全球化等大背景相适应？现行的工资结构是否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特征？在职工福利保障制度已步入市场化的同时，现有的工资制度是否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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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疑惑的答案依然不确定：中国劳动力价值被低估了吗？“劳动力低廉”是否正成为财富掠多者冠冕堂皇的借口？是否需要重新定价中国的劳动力价值、改革现有工资制度？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俊才/无锡、苏州、上海报道
廉价劳动力的底线何在
引发人们对中国现有工资水平重新思考的直接诱因，应该是珠三角、长三角的“民工荒”现象。“劳动力低廉”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优势之一，但廉价程度有无底线？
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资料时发表感慨，该地区民工的月均工资“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
面对房价高企、粮油涨价等压力，相对固定的工资收入难以与物价“赛跑”，被民工羡慕的城市居民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民工：“贱”而不“荒”
5月6日晚，“五·一”长假。江苏省无锡钱桥，四川籍民工童阿根，坐在3人合租9平米房子里，正在看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民工》。
面对记者来访，他有点手足无措。“电视不真实，打工的条件哪有这样好？”童阿根以“反问”的开场白迎客。
43岁的童阿根在无锡钱桥一家板材厂上班，一起来无锡打工的还有自己19岁的儿子和17岁的女儿，儿子在建筑队“拎灰桶”，女儿在饭店洗碗。“我每月800元，加上孩子工资共2000多，生活上算是可以了。”童阿根露出艰涩的微笑，“只是每次到月底才发180元做生活费，余下的工资年终一起结。”
“钱桥外地民工主要来自四川和安徽，目前超过4000人，已经和本地人口基本持平；他们的月工资收入在1000元左右。”无锡市公安局钱桥派出所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秦伟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在无锡、苏州和上海等长三角地区，民工工资收入基本上和童阿根一样，大都在每月600—1200元，平均工资水平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当，略高于中西部地区。这种使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按照往常的惯性，仍然忽略着工时、加班、假日权甚至劳动合同，在隐患四伏的环境里“捞钱”生计，容忍着向外界无法完整表述的生存考验。
“你不干，有的是人。“五·一”劳动节前，仅我们一个村就来钱桥20多人。这里的活不讲究技术，谁都能做，所以挣钱再少也不能计较。”与童阿根同住的安徽籍民工崔家良面对《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一脸局促。
据无锡市劳动管理部门介绍，现在民工在无锡找工作并不容易。这和此前媒体报道的“民工荒”正好相悖，无锡市火暴不减的职业介绍所似乎可以佐证这种说法。
“民工荒曾经成为新闻。但事实上，这只能反映中国最低端的劳动力—民工对生存危境的一种本能反应，离本身实际价值追索还很远。不过这种现象一经媒体炒作，就造成一个理论上的‘事实’：中国劳动力真的紧缺了。”把民工荒作为调研课题，并在华南、华东跑了一个多月的上海理工大学社会学教师王波，5月11日在苏州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直陈感受。
在深圳康佳集团供职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贾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事实上，民工的富余现在而且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版图上三个最活跃的区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渤海地带的劳动力调试总量上是平衡的；中西部要略紧张些。”
“这是假性‘民工荒’。”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王国进定论，“农民一年10个月空闲，加上1.5亿的劳动力储备，长期看，企业不会人力吃紧；但是农民工收入过低已渐成用工制约因素。”
从广东转到上海青浦打工的江西信丰刘健全当着记者面算了一笔帐：“大年过后，村里人到东莞打工，火车票买不到，“包车”300元，加上租房、等工至少要1000多元；而工资呢？这些年基本上没有涨，倒是扣钱的名堂越来越多了。”
专家认为，一定时间内民工短缺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太低。就以月800元工资算，每天吃住行所剩无几；如果碰上疾病和应急，只能举债。就连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对农民工的低工资也深表吃惊，他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资料说：“这份调查显示，该地区进城务工者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收入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上海居民：精打细算“1500”和粗手进城出卖体力明知吃亏不得不坚持的中国“超稳定心态”民工相比，城市居民平增了几多无奈。
以上海为例，市民的人均月收入是1500元。这些望着“职业天花板”鲜有跳槽机会和概念的市民，一大早就要算计着一天的柴米油盐。
“上海人均年收入约2000美金，每月收入合1500人民币。一年18000，不吃不喝，只能买1平米的房子。中央7部委联手砍房价是有道理的，不然这些市民没法生存！”“2004年全国十佳财经英才”、华东政法学院商学院名誉院长汪康懋博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有点激动。
记者长期跟踪调研上海市出租车行业：每天上缴320—410元不等，早上接手，到晚上5点左右才是给自己挣钱的时间。“没有休息，没有节假日，没有奖金，从我们身上榨取的太多了；但是，你不干有人干，郊县崇明司机等开车的排着队呢！所以我们不敢谈条件。”上海大众出租车公司一司机告诉记者。
《中国经济周刊》了解，上海市有关部门近期在网站上发布地铁票价上浮听证会消息，很多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市民在网络论坛上言辞直率：“酝酿地铁涨价本身就不考虑市民实际生活，1500元除了应付水电煤电话等费用，还要供孩子读书，哪有更多的钱来坐地铁？”
上海市“分流地下乘客”的本意遭遇市民的“曲解”，实际还是出在“收入吃紧”这个核心问题上。
第一个向媒体打出“人民经济学家”称号的汪康懋博士，面对《中国经济周刊》开列了一剂“拯救1500”的良方：如果不能上涨，依然维持1500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第一把房价压下来，让市民能喘口气；第二，加大公益性事业投入，如大力发展公交，避免市民骑车带小孩子危险等问题；第三，稳坐权坛者要时时记着老百姓只有这1500元收入，制订政策时要考虑这一实际条件。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2005年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38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3%；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8.6%。据统计，在城镇居民收入中，人均工薪收入为2160元，占可支配收入的73.5%；而2005年四个季度CPI同比增长率的预测值分别为3%、3.2%、3.1%和2.9%，2005年上半年和全年CPI增长率为3.15%和3%—3.5%之间。
显然，收入与物价‘赛跑’，市民生活水平日益受到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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