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启蒙运动再思考
主讲人：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时间：2006年9月25日(星期一)下午3点
主办方：南方都市报 信孚教育集团
秦晖：谢谢大家。一般来讲，传媒关心的都是当下的问题，但是现在关于中国文化的前途问题，实际上也成了当下的热点，大家知道这些年所谓的中国文化宣言，什么国学热，什么新儒家，还要把儒教定为国教等等，这个呼声很厉害，最近据说中央有关部门也决定在中小学增加关于儒学的课。这就引起很多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反启蒙的倒退。
西、儒之间真的有很大的矛盾吗？
我觉得这其中的确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现代化要搞改革，很多东西是要从西方学习的，但是第一，赞成儒学的话，儒学是不是可以取代西方的那一套，能够成为以下有些人讲的那样，不仅可以拯救中国，还能够拯救世界的一种比西学更高的学问。（第二、）如果是反对儒学的这些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如果我们需要学西方，就一定要反儒学，就一定要把儒学给抛弃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涉及到西、儒关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现在不管是赞成儒学的人，还是反对儒学的人，似乎都认为这两者的确是有很大的矛盾。尽管现在有一些学者，比如新儒家说是实际上儒学也并不保守，要从西方那里学一些东西，但是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主流应该说是抨击的，比如说，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人们自私自利，有人说民主制很虚伪，没有让人们真正当家作主，有的说人民干脆就不配当家作主，所以即使是不虚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真正理想的政治应该是圣人的统治，大家都听圣人的。我觉得现在对民主的批评，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评，一种是说现在这个民主是假的，我们要搞一种真的民主，一种是说这个民根本就不配作主，即使是真的民主也没有什么好的，而且这个民主可能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太真了。
我们现在需要大家都听圣人，圣人是不会有什么错误的，大家都听他的。这两种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都强调西、儒对立，无论是扬儒贬西，还是扬西贬儒。但是这种现象是不是在历史上一直有？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西、儒的关系怎么会变成这样？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问题，不管是儒学还是西学，或者说叫基督教文明，各自的内部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到底是西、儒的差异大，还是各种西学或是各种儒学内部的差异更大，这本身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有一位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不同基督教士之间的对立或是差异，在很多情况下都大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差异，我觉得所谓的儒家也是这样，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很多人都自称为儒家，就像西方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一样，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的确是很的大。
这里有一个解释的问题，语言的解释是非常微妙的，我是很赞成索绪尔的话，他说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而这个符号系统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而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按照索绪尔的说法，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有两个原则，他认为有一个任意原则，这个任意原则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语言可以任意解释的，随便一句话，这样子解释就是这个意思，那样解释就是那个意思。比如儒家，这个人解释的儒家和那个人解释的儒家是截然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就给各种所谓的思想资源，确切地说是给话语资源的随意使用提供非常大的空间，等于任何一套话都可以给不同的人利用。那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子，我们说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的话没有任何确定的含义，怎么解释都可以，那这个讲话不就成了一个无聊的，就像有些人讲的一样，就成了语言游戏了吗。索绪尔说不是的，他说实际上语言还是可以表达一定意义的，但是这种一定的意义，只能通过与其他符号的相斥而体现出来。说得简单一点，我们如果讲一个东西，比如儒家讲的仁义道德，但所谓的仁义道德是什么意思？你讲的仁义道德是什么意思，其实主要就是通过你认为的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来体现出来的。不管是仁义道德也好，什么自由民主人权也好，什么正义、公正、平等也好，任何一种学问它宣传的都是一堆好词，就是叫做goodword,很多好词堆在一起，到底背后讲什么意思，就是取决于这一堆好词是用来打谁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说，你讲这个话的时候，你的假想敌是谁？如果从儒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它在2000年的发展中有过许许多多的假想敌，比如说他在先秦时代他的最大的假想敌就是，当然他和其他各个学派都有矛盾，但在春秋战国之交，他最大的假想敌就是扬墨两家，就是扬子和墨子，（后来）到了战国末年，到秦，他最大的假想敌就是法家，以至于到了焚书坑儒的地步。
而且我们知道，70年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他说儒法斗争持续了二千年，他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的一条主线。不管毛主席的立场怎么样，但是这句话描述的事实有一定的根据，也就是说，在2000年，当西学没有进入时，很多儒者是把法家作为靶子，作为对立面的，就是所谓的王霸之争，所谓郡县制和封建制的争论，王道和霸道的争论，礼治和法治的争论。但是在西学传入以后，到了“五四”前后，由于西、儒对立给搞得很紧张，于是很多人又是在反西方或是反西学。我们这里通常讲的反西学主要就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关于自由民主与法治人权这一套说法。以这一套说法作为假想敌的，又是一种儒家。所以我认为，我们与其谈儒家非儒家，不如去谈（儒家本身的各种不同）。儒家的确有各种各样，其中最主要的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反法之儒，一种是反西之儒。反法之儒曾经在战国年间和法家产生很大的冲突，从秦一直到清这一段时间，虽然这种冲突被压下去了，一开始时焚书坑儒，后来又说是独尊儒术。到了汉景帝时代，汉景帝时代还有一个说法，既不是焚书坑儒，也不是独尊儒术。汉景帝还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叫做不争论。（当时）儒家说只要皇帝不好，我们就可以搞革命，而当时的法家道家说是不行，搞革命就是犯上作乱。汉景帝当时有一个说法，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大家以后不许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讨论了都是对我不利，你说革命是好的，那有人革我的命怎么办？如果你说说革命不好，有人（袁故生？）就说了我们的刘邦同志当年就是革命起家的，如果说革命不好，那刘邦同志本身就是一个犯上作乱的一个乱臣贼子，这样汉朝就没有合法性了。于是汉景帝就说这种问题不能讨论，你不管说是也好不是也好，都不行。所以就不准说。那不准说了，以后这种争论就被压下去了，但是事实上，这种争论一直存在。
在中国面临现代化的挑战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曾经有一度，在中国和现代化发生关系的主要是反法之儒，但是从戊戌之后到“五四”这一段时间，西、儒关系开始恶化，反西之儒变成主流，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这就是我这次要给大家讲的。应该说，造成这一种现象原因是相当多的，我在其他的文章、其他的一些场合也都谈过这个问题。
今天我要谈这个问题，就是主要谈一谈日本的影响。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影响，对中国发生西、儒对立所起的作用。之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去年有一场有意思的争论，就是去年新儒家杜维明先生到北京时，曾经跟徐友渔先生有过一个争论。杜维明先生说明治维新很成功，很成功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反儒学，而是发扬了儒学，大家知道杜维明先生是新儒家，是要弘扬儒学的。而徐友渔先生就正好相反，他说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彻底抛弃了儒学，所以他取得了成功。这里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虽然这两位先生对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有截然相反的解释，但是他们都认为明治维新很成功，这是他们俩的共同特点。然后在去年抗日战争60周年的讨论中，很多人在反思日本为什么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说明治维新是不是成功，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成功，我们是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问题加以讨论的。因为通常讲明治维新成功，指的是说他对日本而言实现了富国强兵。这个明治维新的确是使日本强大了，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说成功是指的现代化转型，指的是使日本变成一个现代社会，经济上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建立民主政治，那么就这点而言，明治维新显然是不成功的。明治维新以后，虽然曾经有过几年的比较民主的时代，就是所谓的大政民主了，就是昭和以前明治以后的那几年，是日本这个社会相对而言最开放最开明的时代，但是很快就过去了，很快日本就出现了那种专制化、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以至于走向了后来那种军部独裁、那种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
这个道路的起源，很多人都认为和明治维新有关，因此，明治维新，第一，它到底成功不成功？其次，如果它成功或是不成功，它的原因是什么？第三，这种现象对中国有什么影响？这就成为一个我们值得讨论的问题。那么，现在对这个问题，我想讲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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