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人性、暴力和文明等语汇频繁出现在博联社的博客文章里，促使人们思考这些看似玄虚而又关乎每个人的话题。
特拉维夫大学张平教授在5月19日的博文中提出巴勒斯坦人“暴民政治倾向”概念，在6月27日的博文中援引以色列前总理沙龙的话，形容巴勒斯坦人“嗜血成性”，且“全都这样”。该文还援引某美籍阿拉伯学者自省曰：“巴勒斯坦世界的文化已经向恐怖的暴力邪教投降”。张教授所言主要针对加沙几起哈马斯残杀行为。
5月底前后，中国人民大学徐唯辛教授在几处跟帖中强调“启蒙”的重要性，他认为，有了人本主义启蒙的作用，才能从制度上建立法制与人权，实现和确保民主。他进一步论证说，这种启蒙确保以色列在文化上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文明，这种启蒙的缺失造成巴勒斯坦在文化上的文明程度落后以色列几百年。
7月1日，博友刘元林转载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旧文《一份狭隘民族主义的宣言———评<甲申文化宣言>》。该文对许嘉璐等近百名中国文化名流所发倡议基本赞同，也对其中主要观点提出质疑：以宣传“和为贵”和“人治”传统的“东方品格”并非救世良药，只有建立民主、自由、法治、宪政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文明制度，中国文化才能保持先进性。
我一直在思考国际政治中行为中的善与恶、因与果和是与非。面对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多元化，我发现不同视角产生不同答案，若求标准答案，难于求解哥德巴赫猜想。
毫无疑问，张平、徐唯辛和袁伟时教授的文明论和制度论基本观点我是高度认同的，尊重人性、人权，推崇民主、自由、法治和理性也符合我对文明国家与和谐社会标准的判断，相信也是众多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境界。但是，面对历史长河，甚至直面正在演进的当代史，文明论和制度论仍然无法解释诸多相互矛盾的现象，无法回答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尤其是在人道主义和法治层面。
在巴以，有巴极端分子针对以平民目标的恐怖袭击，有对骨肉兄弟的血腥报复，有历史上的劫机和枪杀运动员暴行；同样，历史也记录了犹太极端分子为建国而从事的恐怖活动，为反对媾和刺杀拉宾总理，为争夺圣墓而射杀无辜祈祷者，记录了以军为清除一人而让多名无辜者陪葬，乃至默许基督教民兵屠杀千名巴勒斯坦难民。而沙龙本人在阿拉伯和欧洲的口碑更是沾满鲜血。
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内施暴对外好战是事实，当地极端分子绑架、斩首、焚尸、炸清真寺和教堂是事实；但是，美国空袭阿拉米亚防空洞炸死400多平民，封锁伊拉克13年造成几十万儿童夭折，无故发动伊战造成近10万平民伤亡，系统制造虐囚门事件也都是事实。
在非洲，“黑鹰”坠落事件导致美国听任索马里各派相互屠杀是事实；作为有势力干预的大国，不制止卢旺达百万人在3个月内遭屠戮的悲剧也都是事实。
美国民主制度建立200多年，人权精神也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制度的先进和文明程度的超前并没有使日本20多万平民免遭原子弹杀戮，避免不了美军枪杀500多平民的美莱村事件。即使是战争行为也不能成为直接造成大批平民死难的理由，否则，我们如何定性南京大屠杀？如何解释战争法中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这些条款？我们讨论的尊重人权、人性和法治就不具备普世价值。
上述事例同样是极端和孤立事件，但是，都发生在民主、人本体制和国际法、战争法和日内瓦公约等法条存在的前提下。它们既说明个体行为不能成为特定民族和文明的标签，也说明暴行与特定种族和文明无关，与文明程度高低无关，与制度和法治存废无关。
民主、人权、法治当然是好东西，的确优于人治，但是，在某些国家、民族、宗派、集团乃至个人的意志和利益面前，这些东西无法保障人性向善弃恶。所以，这些可以推崇和追求，但是，不可把它们视为包医百病的神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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