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红头文件不能“包治百病”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曹林
为暂时缓解农村生产资金紧张的状况，今年4月，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下发红头文件，规定全县财政供养范畴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必须在县农村信用社存储。此举被指破坏当地金融秩序，县委书记表示，“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冒险一搏，为百姓做事真的丢了职，我们也认了”。（8月2日《中国青年报》）
书记的悲壮豪言赢得了公众认同，以往媒体曝光这类红头文件新闻时，公众持的往往都是全面批评的态度，而此次更多的则是理解和同情。说实话，在情感上，我也是理解这一行为。几年前，我走过陕西、青海、兰州、新疆好多西部县市，与当地官员交流时，都听到过这种“资金非常紧张，抢银行的心都有了”的抱怨，资金匮乏确实是制约当地发展的非常大的瓶颈。
但从理性上，我却坚决反对“红头文件”强制揽储的集资思路。既然有意于建立法治社会，就不能容忍这种“动机和意图正确，就能证明行为合法和正义”的意图伦理。
该县县委书记总说下发违规红头文件是无奈之举，我怀疑这种说法。正如许多专家所言，中国当下要建立“市场型政府”，市场型政府区别于计划型政府的核心之处在于，它主要采用红头文件、行政命令、计划调配等强制手段进行治理，而市场型政府则主要采取尊重市场规律、执行契约等手段进行治理，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得遵守规则。
然而，强制干预的思维根深蒂固，中国许多地方政府都习惯于直接以红头文件的强制手段进行治理，如今向市场型政府转型，就是考验官员扔掉强制拐杖后的治理能力———如果仍然难以割舍对红头文件的行政依赖，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具备了现代治理能力和市场思维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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