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跟“新左派”联合了
南都周刊：与民族主义思潮有点联系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90年代以来，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势头很猛，在2004年，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和其他事件，有人把这一年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当时您也参与了讨论，对“国学热”持非常警惕的态度，几年过去了，国学热的势头仍然很猛，国学热对整个社会思潮意味着什么？和您当时所预计的趋势相符合吗？
袁伟时：继承、传承传统文化，完全应该。在这个领域，也应该百家争鸣，保障学术自由。没有人有权垄断对经典的解释。对现在的所谓国学派，我有两点看法：
一是他们提倡的读经运动如果是业余、自愿的，无可厚非。他们想走20世纪军阀的老路，强迫儿童读经，那是对少年儿童的摧残，是极端愚昧和错误的。
二是他们跟“新左派”联合了。现在“新左派”里面以甘阳为代表就提出了，要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他6月份发表在《读书》上的头篇文章。这是信口开河。他特别强调儒家讲乡亲、亲情。在制度层面而不是私人领域讲乡亲、亲情会有什么后果？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山西黑砖窑的出现。为什么黑砖窑在一些党支部和乡镇党委、政府的眼皮底下公开存在，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就是讲乡亲亲情，互相包庇隐瞒，不讲法治。要是讲法治，严格执法，这些问题早就解决了。即便如此，甘阳还大讲所谓儒家社会主义，尤其是所谓儒家尊重的“乡情”和“亲情”，这不是开玩笑吗？
南都周刊：“乡情”和“亲情”要看怎么讲，要看在什么情况下，而将“乡亲”“亲情”观念制度化可能就带来一些矛盾冲突和不可预料的新的两难情境，和制度冲突矛盾的时候，究竟是制度优先还是乡情亲情优先？
袁伟时：私人领域你要讲乡情亲情是没有问题的，但进入公共领域就不能随便讲。儒家是学术，当你在讨论国家制度时提出这个问题，这就不是私人领域的问题。他讨论的是国家制度。他们如何糟蹋《读书》，看六月份的这篇文章就知道了。他们说，《读书》不发表自由主义者的文章，是因为学术水平不够；看看甘阳的这篇备受推崇的大作，就知道他们所谓的“学术水平”是什么一回事了！
南都周刊：这样说来，“新左派”和提倡将儒家国教化的蒋庆可能会有某些契合了。
袁伟时：对。他们是盟友。
谈思想争端：派别之争没有意义
南都周刊：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思想纷争上，有人认为，争论各方似乎参杂了太多情绪化的东西，不够理性不够客观？
袁伟时：我想对思想争论要有一个判断，不要局限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派别问题上，而是应该聚焦在支持不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支持不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要不要接受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这不是哪一派跟哪一派的问题。有些人特别不理智，说这个派那个派对中国有什么贡献，其实不能这样讲，因为西方某一派的自由主义可能理论上也一样有缺陷。关键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就是我们是否承认和接受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
南都周刊：就是说在这些核心价值上面有没有一个最起码的底线共识？如果丧失了这个底线共识的话就不仅仅是派别之争了？如果对这种核心价值有了底线共识的话，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可以互补或者是互相反思的，但是如果没有了这条底线共识即便有部分认同最终的道路还是不一样的？
袁伟时：对。所以我说现在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光谈派别之争是没有意义的，《读书》不受欢迎了，和自由主义是不是排挤了新左派，完全没有关系，是他们自己出了问题，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违背大众的认知和常识。
南都周刊：如果说请您对自己过去十年的思想历程做一个总结的话，您自己会怎样描述？
袁伟时：我的思想一以贯之：做近代中国和当代社会的的观察者，揭示历史真相，总结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经验教训。
(实习生 刘源对本文的整理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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