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南都周刊副主编
本周的《南方周末》报道了襄樊市女企业家停捐的事，标题叫“‘感恩的心’是什么样子”，这是贫困大学生发出的疑问。由此我也想到，捐助者是否思考过，慈善的心是什么样子？尤其是襄樊市总工会是否反省过，慈善组织者是什么样子？
我从这篇报道中得知，那些受到捐助的贫困学生，不仅被要求给女企业家写信道谢和汇报学业，还要参加襄樊市总工会组织的感恩仪式，上台为捐助者跳舞。伴舞的歌曲叫《感恩的心》，这舞蹈也可叫做“感恩舞”了。报纸上那张跳舞的现场图片中，贫困大学生们的脸上被打上了马赛克。为什么要打马赛克呢？跳舞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是在这种场合跳感恩舞显然让他们感到羞辱。
在报道中，这些得到捐助的大学生们，大多从感恩仪式和感恩信中受到了伤害，有一个女生甚至当场放弃了受助。无论组织者和捐助者的初衷如何，受伤害都是一个事实。上周我在本版的专栏中说，慈善不应该成为精神索取，受到几位师长的批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仍然认为，谴责这些年轻的贫困大学生不知道感恩，或者把受伤害的原因归咎于他们心理过度敏感和脆弱，是不够公平的。
几位师长认为，不能动辄欧美如何，要在中国语境中说事，不要忘了人之常情。其实，这些师长和我一样，所写的文章，有相当部分都在论证中国语境(或曰“中国国情”)和人之常情未必正确。有些违法乱纪的事，如行贿受贿，在中国语境中，过去也属于人之常情，而经过“应该怎样”的讨论，很多人才知道它是错的。捐助者不要受助者写感谢信，未必就如师长们所说，是“道德圣人”才能做到的事。它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有一个可信赖的、按照现代慈善规则行事的慈善组织者。
即便站在捐助者的角度，直接和受助者联系也未必可取。人们在谈论知恩图报的时候，大多都非常理想化地想象着受助者像韩信那样不日将功成名就的美好情景，却不知道现实社会中更多的贫困者处境艰难，改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并非道德圣人”的捐助者未必愿意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那样可能面临更多的人情、道义甚至人身安全的压力。事实上，那些女企业家中，有的连联系地址都不肯告诉受助者，只留下秘书的电话。
最近还有一条慈善新闻受到关注，那就是山东一位因慈善出名的企业家被众多贫困者上门“索捐”，同样说明企业家直接面对贫困者的尴尬和危险。更极端的情形，还有贫困者在走投无路或者见利忘义时残杀恩人的事情发生，若干年前著名作家戴厚英就是这样遇害的。
支持女企业家索要感谢信的最实在的理由，就是她们有权利知道自己的钱用到了何处，效果怎么样。这的确是一个再也正常不过的愿望了。但是，这个愿望凭个人的感谢信真的就可以满足吗？被曝光的那位副局长的女儿既然可以虚假填表，当然也可以编造一封感谢信了。那位受骗的捐助者表示，以后要亲自调查受助者的情况，她的心目中显然没有一个组织者可以信赖。假如所有的捐助者都这样想，都肩负着考察受助者境况和追踪善款使用效果的任务，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捐助者将越来越少，因为多数人的确“并非道德圣人”，而是怕麻烦的普通人。
由此可以看出，这件事情中的关键在于慈善活动的组织者襄樊市总工会没有尽到责任。它身上的官僚习气非常严重，完全以传统的行政方式做慈善，按行业或地域分配受助者名额，然后让基层行政组织把名额报上来。那位副局长女儿所在单位的负责人解释说，他们不想浪费这个名额，就找了一个相对贫困的人家。这种名额分配法也是我们见惯不惊的行政模式，似乎无可指责，但是结果却很荒唐。
也正是这些官僚习气，才发生了索要感恩信、唱感恩歌、跳感恩舞的事。说得难听一点，企业家出钱，穷学生出力，成就了该总工会的一份政绩。所以，在曲终人散之后，它并不在乎追踪服务，反馈信息，用更合理的方式回报捐助者，用更慈善的心对待受助者。
贫困大学生没有写感谢信，被停止捐助还不够，该总工会还发表正式声明，通报媒体予以公开谴责，我怀疑这并非女企业家们的本意，因为这实在不是怀有慈善之心的人们的作为，却是一个中国行政机构在权力感受到冒犯时合乎逻辑的举动。
用传统的行政方式做慈善，或许也是一种中国语境中的人之常情，但的确是不正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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