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晓明 《东方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
除非绝对平均，在任何社会，都会有关于富人与穷人的争论。在富有的美国，本届民主党候选人之一的爱德华兹，其整个竞选平台就是“两个美国“：一个富人的美国，另一个是贫穷的美国。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的、相对贫穷的社会，富人与穷人更是一个敏感话题。最近，茅于轼和薛涌的争论就是一个例证。
按理说，这应该是有意义的争论。可是，随着争论的展开，我却有极大的失望。在争论过程中，茅薛二人都显示出一些败着。
一方面，薛涌一定认为他那一篇文章能够把茅于轼一个巴掌拍下，他的文章可能立即会给穷人带去缺乏的许多权利，否则他就不会那么看重这篇文章了。事实上，即便薛涌的这篇文章刊出，茅于轼还是茅于轼，穷人还是原来的穷人。我觉得，主动放弃在一份报纸上的发言权，是薛涌的一大败着。
另一方面，本来茅于轼为富人说话的主张并没有什么错。我细读了茅于轼的文章，他说的是为合法的富人说话。举个例子，一位富人刚在饭馆用自己合法的钱喝了碗鱼翅汤，结果被人打了一顿，尽管富人喝那碗鱼翅汤够穷人吃十天，茅于轼愿意为那位富人说话，因为那位富人用的是自己合法收入。应该说，在为合法富人说话这一点上，茅老还是显得有理和老成，因为替合法的富人说话无可非议。
但在围攻之下，茅于轼却逐渐表现出了失误。近日，《南方周末》趁热推出了几位专家学者对富人与穷人的看法，茅于轼到场，其发言的题目是“我很担心我们国家再发生贫富冲突”。茅老说：“我很担心我们国家再发生贫富冲突。所以，我要告诉全社会：富人需要保护，穷人也需要保护，穷人、富人和谐相处，才能使得全中国的财富越来越增加。”
在当今中国，就算有富人被打，但大多数喝了鱼翅汤的富人还是逍遥自在的。当今中国，穷人与富人比起来，力量差得太远，根本构不成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冲突。即便一些人在媒体上为穷人说话，穷人也就是在那听着过过瘾。如果以为几篇文章就能改变穷人的处境，那也实在太天真了。在我看来，更应该做的，是唤醒富人以及其他强势群体的道德觉醒，明白自己有更大的权势，同时也对国家以及自己的同胞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要实现稳定的转型，富人等强势群体必须要主动为穷人着想，这并不是当今中国才有这样的需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过程。中国富人，包括中产阶层，以及那些有更大权势和财富的群体，需要主动去考虑弱势群体，这并非完全是为了避免冲突，而是道义上的责任，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主动让权、减少腐败、帮助弱势群体走向富裕并非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从上至下地建立起的体制，更是难过的一关。但从其他国家的历史来看，那些过了这一关的国家都能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在这一方面，中国也不例外，茅老需要提倡的是富人的道德觉醒，但他却过于强调保护富人，这就是失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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