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蓉霞
近日，重庆两名女子因为不愿给几位刚上公交车的老人让座而被一乘客拍下照片并发至网上，一时引起诸多议论。除了观点明显对立的两派或是谴责两女子的行为或是为她们辩解之外，另有较为理性的意见认为，年轻人让座义不容辞，但不让座的人也许有自己的理由，不能因没让座就将这些人彻底否定。（8月22日《重庆晚报》）
在公交车上给站立不方便的人士让座，在我国已成公认的准则，但凡有老人、怀抱小孩的妇女等人站立，售票员通常会催促有座的乘客主动让出座位。上述事件中，至少多数人都认为，让座是某种必备的道德修养。这也许算不上是什么大事，但从中却可引申出有关慈善活动的重要议题。
首先，如何来定义道德的底线？道德的底线就是不危害公众秩序。就此而言，公交车上有座的乘客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不让座，这种行为都不妨碍公众秩序，对他的谴责就是过分的。那么，弱者该怎样保护呢？文明社会当然应有对弱者的必要保护，这在公交车上就体现为设置老弱病残孕专座，这相当于是一种制度性的保障。有了这样的专座，我们就没必要呼吁乘客让座了。毕竟相比于自觉或半自觉的让座，这种制度性的保障要更为可靠，且不会给受惠者带来任何心理负担。（至于这种专座也有被青壮年健康人士占用的情况，另当别论。）
社会对于弱势人群权益的保护其实也类似于在公交车上设立老弱病残幼专座，制度性的保障更为关键。近年来这样的事例在媒体上层出不穷：某些家庭由于某位成员遭受疾病等不测而艰难度日，通过媒体的报道，其不幸得以为公众所知，于是该家庭获得帮助而渡过难关。在为这样的事例感动之余，我却更多滋生出强烈的不安和焦虑：有幸得到媒体关照的不幸家庭毕竟只是个案，还有更多无缘得到媒体关照的不幸家庭呢？难道他们就该自生自灭？这就强烈提醒我们，一个完善的保障机制的建立，对于社会中的弱势人群来说是多么重要。这种机制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制度运作基础之上，不能被动等待“好心人”出面，且无须让受益者对于恩人怀有愧疚之心。
有了完善的制度保障，个人的慈善之举是否还有必要？回到本文开头所述，道德的底线是不给公众秩序带来伤害，而主动行善却是对个人更高层次的道德要求，因而，社会不能把这种更高的要求强加于其每一个成员身上。但正如同公交车上的让座已被当作是公认的准则一样，我们的社会也几乎把主动行善当作是一种义务强加于其每位成员身上，从而导致慈善行为的异化，较为典型的就是某些行善者把行善当作是一种作秀的方式。如最近媒体热炒的受助穷学生“不感恩”事件，有指责学生不懂报恩或感恩的，也有指责救助学生的女老板慈善动机不纯的，但症结恰在于这种慈善行为早就变味了。
慈善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行为，它之所以令人仰慕，就在于这是一种行善者发自内心的召唤而非外在律令强迫的被动之举或功利之图。从行善者这一方来看，行善者出于内心的道德召唤，当然会以平等之心对待受助者，并且不以报恩为行善的目的。但对受助者一方而言，“饮水思源”则是起码的道德要求，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甚至日常语言中的一声“谢谢”，都是对这一道德底线的维护和张扬。以这样的平常之心来审视，不论施加捐助的女老板出于什么动机，受助学生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没有表达任何谢意，显然不合人之常情。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却有论者竭力质疑甚至抨击行善者的动机，同时为不知感恩的受助学生辩护，认为公开向别人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是一种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云云。借用该作者的话，女企业家那种善举或许真可称作是善意的“暴力”，但即便是“暴力”，也是在征得“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的。就算本着契约精神，受助学生也理当完成合同要求，而不是捞得好处后却装聋作哑。如此行径，岂非比行善的女老板更为低下？更何况我也完全可以这样猜测：这些受助学生恐怕远不会想到“自己的精神世界是否就此沦陷”这样的问题，反而是内心已经冷漠到极点，或者说完全扭曲。
正因如此，一个健全的社会更需要制度性的保障来保护弱者的权益。这种制度性的保障当然包括成熟的慈善机制。比如，比尔·盖茨或巴菲特等乐善好施的成功人士就是通过基金会的运作而非一对一的救助来实现慈善之举。而对于匿名捐助者，社会也应给予适当的敬意。此时的受助者应懂得感恩，只是感恩的对象不再仅指向特定的捐助者，而是整个社会；行善者也理该得到回报，只是这种回报不再是受助人个别的报恩举动，而是整个社会对他的赞赏和敬意。这才是慈善事业的至高境界所在，不像我们这里，搞得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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