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旅美学者
还记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吗？这一口号喊了一时，一些名牌大学捞了一大笔钱，把建一流大学变成了建一流大楼。于是，清华前校长梅贻琦的名言一下走红：“大学，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把梅贻琦的话拿来批判现在的大学，固然很好。但是这话本身，并没有点出什么是大学精神。毕竟，大学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产物，至少已经有800年的历史。梅贻琦先生讲这话时，中国才刚刚开始学习西方的大学制度，在理解上自然不够深刻。我们把这句几十年前的话奉为至理名言，多少也说明了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贫困。
我一向抨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认为那是一些人寻租的口号，无非是想骗纳税人钱而已。如今这一运动不了了之，“一流大学”也没有人提了，特别是当年口号喊得最凶的人，居然一点声音也没有。不过，虽然中国现在不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对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则必须有深刻的理解才行。古人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我们即使是办二、三流大学，也必须知道一流大学的范本是什么样的。更不用说，如今没有条件，以后也许就有条件了。现在应该为未来作准备。举个例子，大学固然不是大楼，但现代大学还是要有大楼的。一流大学的大楼应该以什么准则建造？我们现在的校园建设，怎样为日后一流大学的生成提供一些硬件结构？这些问题还是不能不问的。
大学当然要有大师。但光有大师，并成不了大学。关键还要看这些大师和学生之间、大师彼此之间、学生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也是本文要讲的主题：看看世界一流大学，绝大部分都采取了寄宿学院制。最近美国高等教育界，更是掀起一股寄宿学院热，连二、三流的大学，也开始兴建自己的寄宿学院。可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喊了这么久，中国大陆竟没有一家大学建设寄宿学院。甚至现在大家连寄宿学院是什么东西也不明白。
所谓寄宿学院，就是把学生的学业和生活合一的共同体，是校中之校。比如，哈佛和耶鲁，都各有12个寄宿学院，只不过哈佛叫House ，耶鲁叫 college 。哈佛另有第十三个 house ，供非寄宿的学生或研究生使用。普林斯顿则有5个学院，最近又建了第六个。牛津的学生分属39个学院，剑桥则有13个学院。这些学院，一般是几个宿舍建筑组成的封闭或半封闭型的庭院，需要凭证件出入，除了宿舍外还有自己的图书馆、教室、咨询室、餐厅、公共休息厅、计算机房、演艺厅等等设施，并有院长、教授的公寓、办公室。总之是自成一体。一个学院300多到500人，师生同住，形成一个有机的学术共同体。
这种体制，和我们的大学生宿舍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大学的学生宿舍，是建立在教学与生活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学生去教室上课、去图书馆借书，属于教育活动。宿舍除了给学生提供休息的场所（其实主要就是一张床和卫生间而已）外，基本没有其他功能。寄宿学院则不同。寄宿学院的基本概念是：大学是一个社会，一个学术共同体。大学的生活不能被教室和宿舍所分隔，不能把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分开。比如在晚间，寄宿学院里的活动异常丰富。同学可以举行各种讨论会和社团活动。住在学院的院长，也经常举行“院长茶会”，请社会名流和学生座谈。作为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或学术共同体，寄宿学院把学生的专业和社会阶层全给超越了。比如，一个关于贫困和社会公平问题的公开讨论，需要来自各种专业、各个阶层的学生用自己特殊的知识和经历来丰富别人的见识。这样，课堂所学的东西就成了活的，一个学科的东西会受到来自其他学科的挑战。
现在我们就能回答什么是大学的问题。大学不是大楼，也不是大师，而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学术共同体，甚至是一个教育的乌托邦。上大学仅去大师的课上听讲是不够的，闭门只读圣贤书也是不够的，而必须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彼此之间不停地交流、互动，自我管理，促进自己的人格发育和知识的成长。教授不过是这个共同体内的资深成员，学生则是后辈，大家“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而寄宿学院制度，则是实现这一共同体的最好手段。
战后的美国，因为冷战竞争的需要，大学规模急剧扩张，并越来越注重研究。在许多地方，研究院的发展挤压了本科学院，喧宾夺主。大学教授忙于研究出版，忽视了本科生教学。另外，自由派的教育理论主导校园，过分强调学生的自由，教授不再介入学生的生活，仿佛一个大学只要有一流的研究人员，即所谓大师，学生就可以利用自己充分的自由接受有效的教育。结果，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大学校园的学习和生活质量普遍下降。教授在几百人的大讲厅授课，根本不认识自己的学生。许多学生根本不去上课，教授也毫无察觉。校园里有各种商业机构，经营出售课堂笔记，甚至代写学期论文，帮助学生不读书而混个好成绩。
到了9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界开始对这一研究性倾向进行反省，意识到过度的专业化使大学迷失了其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大学规模的庞大使师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学生得不到有效的指导和监督。与此同时，美国还有一批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培养完整的人为目标的小型本科生学院。这些一度被宣布为在研究性大学的时代将灭绝的袖珍性学校，在此时反而显示了其制度上的优越。怎样在庞大的校园中创造出这种袖珍型本科生学院的教学环境，就成了各大学追求的目标。于是，一些超大型的大学，也纷纷兴办本科生学院，建立校中之校，以三五百人的规模创立小的学术共同体。
在 1920 年代，当哈佛的学生人数增加到了 3500人时，哈佛的校长 Abbott Lawrence Lowell就认为这样的规模太大，伤害了校园的社会凝聚力，创造了使共同体成员之间彼此隔离的破坏性的形式。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创建一个分权式的寄宿学院系统。后来在耶鲁校友Edward Harkness 的慷慨捐助下，哈佛和耶鲁都建起了英国式的寄宿系统。事实证明，这种家庭式的、把每个学生都当成特殊的个人的寄宿式教育制度，比那种庞大的、把学生当成流水线上的产品大规模生产的研究性大学，要优越得多，更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这一小学术共同体无时无刻的参与，也更能培养学生作为一个负责的公民投身于公共事务的品德。即使在纯粹的学业上，寄宿式的教育也有效得多。我曾在Middlebury College参加了一个9周的日文暑期班，整个课程就是模仿师生共居的寄宿制度。大家一同上课不说，还和老师一同吃饭、一同游玩、讨论，一天24小时全天候地讲日文，短短9周，竟把大学一年的日文强化课程给学完。
中国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像张维迎这样的在八九十年代出去读博士的人的影响。他们正赶上研究性大学发展到顶峰的时代，一头钻进研究院，以为那里就是大学的核心，对本科生教育缺乏基本的知识，当然对西方就研究性大学如何误入歧途的反省也没有意识。于是，我们有了一流大学就是研究性大学、衡量一个大学的水平就要看其博士课程之类的谬说。梅贻琦的“大学，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的名言，也无助于我们走出研究性大学的误区。
在21世纪，世界一流大学将被寄宿学院制所主宰。中国的大学要跨入世界一流的行列，最快也要有百年的功夫。不过，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以一流大学的哲学来办高等教育。这就包括在现在的校园建筑中，体现寄宿学院的原则。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牛津、剑桥去看看就明白，校园的中心基本都是寄宿学院。没有一个像样的大学，会为了招揽国际学者来开会而在校园中心地带建立一个五星酒店，相反，像康奈尔等大学新建的寄宿学院，则被学生形容为舒适得“像个饭店”。中国要想有一流的高等教育，就必须回到以本科生为中心的原则上来，遵循在西方已有了七八百年传统的寄宿学院的制度。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大学生才能适应21世纪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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