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未开，坊间关于此奖的消息已经满天飞。可以预计等开奖后，各种报纸杂志会充满大同小异的介绍文字。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的第一重镜像。
第二重镜像是有些中国的经济学者把诺奖当成研究指针。搜索中国期刊网数据库你就能发现很多饶有趣味的结果，比如说有些人会以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就是当今最前沿的经济学，诺奖年年换领域，他也跟着走马灯。殊不知诺奖评选大抵有两个大方面的标准，对于经济学奖而言，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林德贝克教授在《诺贝尔奖：第一个百年》中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世纪回眸就提到，其一是原创性，其二是在科学和实用方面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这意味着，当一个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他的成就一定是几十年前就已经做出的，经过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否则所谓在“理论和实际”方面的双重影响是无法体现的。而在这数十年时间里，经济学的前沿固然已经转移，甚至连主流的方向都可能发生变化。所以拿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经济研究的方向牌，难免会指错方向。
可能有人会说科斯的“产权理论”不正是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改革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吗？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产权、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这些概念经由张五常、周其仁等的传播推广，一时间因为其极低的门槛而广为人知，甚至有不少人认为经济学就只有这样一种面貌。这的的确确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学。而且国企改革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民营化措施，都带有产权理论的烙印。也就是说，不管在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上，还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产权改革）上，科斯的理论都有巨大的回响。表面上看起来，拿着诺奖当令箭也挺好使。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的第三重镜像：以为诺奖得主的理论可以指导中国实践。
事实上科斯定理在中国的流行非常特殊，实在是一种巧合。或者说，并不是科斯的理论影响了中国，而是中国改革恰好需要科斯的思想。实际上科斯最重要的文章《企业的性质》发表于1937年，而《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于1960年，而中国要到1978年才真正开始改革开放。等1991年科斯获奖的时候，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学说符合对转型中国的各项制度困境的解释，因而被借用过来，发扬光大了。但这一路的成就有可能被过高估计，仅仅是因为门槛低而受到欢迎，就像女歌星光靠长得漂亮一样，总有年老色衰的一天而遭到遗弃。现在的情形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拉长的时段来看，除了科斯，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思想并没有在中国激起多大的回响。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干脆拒绝来中国访问，汪丁丁当年去美国对其进行访谈，布坎南明确告诉汪丁丁其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他研究的是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再比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关于经济学哲学基础的研究和对贫困及饥荒的解释，也一直没有在经济学界引起太大反响，而应用他的思想而设计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也没有在中国得到应用，中国还停留在争论GDP还是绿色GDP的阶段，而HDI已经超越了这种狭隘的效率观，转而“以自由看待发展”了。而任何一个宏观经济学家的理论，在中国的行政调控面前也只能干瞪眼。就算已经成为北京荣誉市民的1999年诺奖得主蒙代尔，其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在中国也寸步难行，中国有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等，这是蒙代尔的理论没法涵盖的。
诺奖的学术成就毋庸置疑，但以此来指导所谓的经济研究和经济改革，注定会贻笑大方。他们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关系是不确定的。而未来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经济学上有一句话，常常被拿来告诫那些试图进行预测的人：对于未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对于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当作如是观。真正的经济学研究者早就已经在寻找新的理论问题，不管谁得诺奖都没有关系，因为他要做的是在接下来的学术竞争中脱颖而出。
□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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