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一篇“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文章，引起了一位身在美国的年轻学者的猛烈批评，由此，媒体——特别是网上——展开了一场关于仇富和贫富分化的争议，和以前一样，争论伴随着谩骂和人身攻击。一些人、一些媒体把这次争论说成是“主流经济学家挨骂”，并追问：“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挨骂？”
我不认为把茅于轼文章引起的风波称为“主流经济学家挨骂”是恰当的。首先，“主流经济学家”这个称呼就太宽泛和含混。它的基本含义大概是指大力主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但许多人将其等同于为特殊利益集团辩护，对社会不公正持容忍态度的经济学家，却是不对的。大力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之中有那样的人，但也有猛烈抨击不公正，揭露权力干预和扭曲市场，为公正和平等大声疾呼的人，比如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和吴敬琏。
讨论贫富分化和社会公正是有意义的，但像这次这样以茅于轼的文章为导火线，以茅于轼为靶子或对立面来争论，却有些文不对题，会使讨论和争论偏离正常方向，不可能富于成果。因为，不论从认识上还是实践上，茅于轼关心穷人，替穷人办事，都是无可挑剔的。如果把“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当成口号，它显然是片面的，但看了题目看文章，感觉就会好得多，如果再联系到茅于轼的其他言论和所作所为，就更不至于拿他当批评对象。这场风波，起因于抓住茅于轼的有些片面的话不放，极力放大，言辞之争的因素大于实质。
不过，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大问题之争，尤其是以批判和声讨主流经济学家形式出现的争论，多半如此。2004年由郎咸平引起的关于国有产权改革和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本来是意义重大的，但除了对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暴风骤雨般的攻击，似乎没有多少具体论点论据和实质性主张。有人说：“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严厉打击那些掠夺人民而致富的富豪，我们更需要真正的清算：对那些借‘改制’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对那些推行权贵资本主义的贪官污吏进行清算，对那些有意识支持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不能再宽容他们的掠夺罪行，要把人民的财产夺回来，把人民的权力夺回来！”这些激烈的言辞使得连郎咸平都感到有必要划清界限，表示与自己无关。
当然，我并不认为，问题只是出在那些感情用事，一味攻击主流经济学家的人身上。比如，在郎咸平引起的那场争论中，一位被视为主流派代表人物的经济学家的回应是强调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这不是在讨论问题，而是重申自己的思想倾向。
现在，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主流经济学家”已然成了一个当然的贬义词。其实，这些人并非一个整体，他们是立场各异、感情各异的人。而且，就是在一个人身上，值得赞扬和应该批评的倾向也会纠结在一起。总的来说，有这三个不同的方面和层次：一、在打破教条和僵硬的集中化经济模式，为市场经济鸣锣开道方面，他们功不可没，他们讲的很多道理，还值得人们认真学习和领会；二、他们中一些人有“市场教条主义”倾向，以为只要实现市场化，一切其他问题(或主要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他们在重视市场化改革阻力的同时，对一些负面现象不以为意；三、极个别的人，鼓吹权贵式“改革”，为特殊利益集团辩解和服务。把他们当成铁板一块来赞扬和抨击，都是太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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