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与邹恒甫之间的一场争端，吸引旁观者无数，亦再次招来公众对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置疑。自改革启动始，中国经济学家就在提供观点的同时，背负不断的骂名。这个本应成为指路人的群体却陷入“人民公敌”的尴尬境地。
《南方人物周刊》用封面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他们的观点是“事实上，我们都从经济学家们那里获得好处，他们推动了市场改革的进程，那为什么人们还要骂他们？是民众真的不知道谁代表他们的利益吗？还是经济学家太傲慢或是太过于理性？由经济学家来开中国药方会有什么问题？”
“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自己并未更多分享经济改革的好处时，拿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们开骂出气，自然成了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但我们也无法否认，在过去近30年的改革岁月里，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等课题，不断给整个宏观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滋养和突破动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场渐进改革的受益者。”
经济学者赵晓也对此撰文“过去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却忽视了过程的公正；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民主化，或者说更多注重了经济变革却忽视了政治体制的变革。”
天涯社区经济频道将邀请一些学者和记者，与网友们共同探讨“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总在挨骂”。
访谈方向：
1、中国的30年改革里，经济学家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
2、改革的失误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是政府，还是经济学者？
3、在经济学者设计的改革方案，和政府实施的政策之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流变？
4、经济学家为什么普遍地蛮横和自负？
5、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体如何合力为经济学家披上“人民公敌”的外衣？
6、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教育如何影响了我们对经济学者的判断？
嘉宾简介：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付小永：《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访谈时间：7月24日（星期二） 14：00—16：00
主持人： red23 心灵720
访谈地点：经济论坛
主持人：欢迎赵晓教授，欢迎傅小永记者，今天我们聊一下“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总在挨骂”，他们的观点总是和大众不一样，具有明星效应，但又是经常被骂的，中国经济学家一直是在骂声中前进的，中国经济学家被骂的原因是个人的原因，还是群体的原因，是不是脱离了为最多数人谋求利益的初衷。今天请来的嘉宾是赵晓先生。赵先生是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傅小永先生，他所在的《南方人物周刊》做了一期封面报道，《张维迎，总在挨骂的经济学家》，他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心得，你怎么会做这个选题，做的初衷是什么？
付小永： 张维迎老师的注意力是足够的，不同的时段好象都有一个争议，另外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对经济学家，为什么总体被骂这个问题，也是有一定的看法。
主持人：那为什么选择张维迎，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吗？
付小永：是的。
主持人：张维迎好象是被骂的次数比较多，这是个人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
赵晓：我想，我们今天讨论的还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我们不是某一个经济学家被骂，如果某一个人搞不清楚他的原因是什么，是个人的原因还是社会的原因，今天我们更多是讨论社会现象，一种群体现象，所以也许我们去分析，或者去探讨背后的一些原因，会更加清楚一些。
主持人：我们把时间放长一点，比如春运涨价的事情，退到更早一些。你记得的，中国的经济学家被骂的这么一个过程，最早是始于什么时代？
赵晓：我觉得主要还是2004年，“郎顾之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次关于国企改革的大讨论，因为从网上开始，网络的介入，然后民众，从网络上来看，知道是很清楚的，对经济学家，对我们国家的公众政策提出很多的批评，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在此之前，可能会有一些个别的争论，但是谈不上整体性的批评。
主持人：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叫“liyongheng86”，列举了这几年经济学家被骂的观点，张曙光说“改变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利益再分配的障碍。”；厉以宁说“中国的贫富差异大吗？中国的贫富差异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有进步，和谐才有希望。”；张维迎说“改革受损最大的是干部”，这种话语挑出来，让很多人难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学家被骂，最初的是原因是什么，或是最集中的原因是什么？
赵晓：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我并不认为这些话像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因为现在只是简单把这些话罗列出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是在什么场合下说的，针对是什么问题来说的。单单把这些话扔出来，我们并不一定可以很清楚它的背景，也不一定很清楚它的含义。他对这句话的评判，也就失去了依据，比如张曙光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利益再分配的障碍，这一句话，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说的。
那个时候，国家改革刚刚开始，出现了一些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就是当时的经济是短期经济，也有一个非常不利的条件，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能源原材料，也包括资金等等，都控制在政府的手里，它有良好的市场潜力，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通过贿赂，贿赂之后，政府官员戴上红帽子，成了乡镇企业，拿了银行的资金，有人就是利用这些帽子。就是认为政府的混合和腐败都是由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造成的，我们认为，如果大家都同意说腐败和贿赂是由民营经济和乡镇企业引起的，必然就要使民营经济和乡镇企业改革，不发展。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都要为民营资本寻找出路，他们也看到，在这样的经济转轨中很无奈的现实，“市场有钱，但是资源无出路”，然后贿赂成为了“敲门砖”，成为了“润滑剂”。
他们看到这么一个困境的现象。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你不承认既得利益，已有的企业和既有的权力阶层，就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你可以不承认他们，你就采取革命的方式。在其他的国家也有。所以经济学家们从制度经济学发现，革命常常是一种代价很大的制度变革方式，成本也很高。所以更好的一种方式，是边际的眼界，不是推倒性的，不是革命，而是一点点的，在一点点的变革过程中，必然会滋生一些问题，比如腐败和贿赂，腐败和贿赂就是从既有的利益阶层里面购买一些权力，张曙光讲到的改革过程中的润滑剂，这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改革本身有收益，但也有成本的。可以说，在当时的环境下，张曙光讲这句话，至少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如果考虑当时的背景，它有相当的合理性，另外，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任何一个制度也有成本和收入。
张曙光讲过程改革的成本，我现在仍然认为有相当的道理，如果另外的朋友认为张曙光这句话是错的，认为这样子做不可以，我们可以请他们给出一个更好的答案。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避免成本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完全避免腐败和贿赂。但是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也仍然能够像过去二十多年进行那样。迄今为止，非常遗憾，我看到很多批评经济学家的话，但没有一个人找出一条比张曙光这样子讲的出路更好的出路。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一种批评，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这种批评指出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然后以这些问题，就否定你整个改革思路，包括否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建议和现象。
主持人：张维迎也说了这样的观点，改革一定是在不触动利益者的利益下，才可能更大的改革，甚至是减少地触动利益者的利益，付小永你对这个话怎么看？
付小永：刚才赵老师从经济学的角度做了一些分析，我更愿意从媒体的角度来讨论这个事情，我们是讨论一个乌托邦，还是讨论一个可行性，如果讨论乌托邦，那腐败和贿赂是不好的，如果我们不是讨论乌托邦，是讨论可行性，我们就要明确，我们否定方案A，是为了找了更好的方案B，假如方案B找不到，方案A就是比较好的选择。所以方案A就是等待一个乌托邦的出现，而乌托邦就没有出现了，我觉得对应该学习的批评，我们必须把经济学，因为这些言论看起来都非常不刺眼，我们对经济学的逻辑，还有对经济学家具体的背景不了解，这些话都可以当成一个道德犯罪打压，但是经济学和道德的批评是相对分开的，希望从道德的角度，从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学家和道德分开来，而不能把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是经济学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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