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租房、经适房和双限房在2007年还只能算是萌发状态，今年则有大面积启动的趋势，至少政府宣示的决心很大。但是，随着“住房保障”时代的开启，人们开始担心城市的贫民窟现象会不会伴随而至。前日，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在分组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政府建的新社区，低收入群体都集中了在那里，这是会出问题的”。
这并非杞人忧天。香港大型社区天水围以政府保障性住房公屋和居屋为主，居民以低收入阶层为主，长期下来累积了很多社会问题，屡次发生居民跳楼自杀等伦常惨剧，住房保障区沦陷为“悲情城市”。我们在倡导廉租房计划的时候，经常以香港作为样本，要学习其严格的准入制度和科学的轮换制度。但是，有意无意中，大家都在畅谈政府保障低收入阶层住房的必要和好处，而避谈香港公屋社区存在的问题。近年来，香港社会包括香港政府，对公屋计划本身有了重新评价。由于规划不当，它导致了社会隔膜和底层群体的绝望心理，这已经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和疼痛的城市伤疤。
香港并非特例，廉租房计划本身确实包含了这样的风险。具体来说，包括这样两个方面——
其一是贫穷本身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是贫富分化的问题，体现在居住层面上、社区层面上，不过是让这个问题更加触目惊心，更加具有潜在的破坏力。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难以避免，但是带来大量社会问题的贫富分化，则是政府必须面对的。
其二是社区依据财产状况分隔的问题。现实的情况是，不仅有低收入阶层聚居区，还有中低收入社区、中等收入社区、高等社区、豪华社区……住宅产品划分越来越细，房地产商定位精准，其结果便是，房价成为过滤器，通过社区隔离的方式将社会分层固化。社区划分人群的后果，恶劣地体现在贫富两端，穷人聚居，有贫民窟化的危险，富人聚居，则可能大量占用公共资源，加剧社会不公。
富人聚居，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开发商的责任，细究起来就比较复杂。因为开发商在守法前提下，唯一要服从的便是市场需求，唯一要追求的便是利益最大化。虽然我们提倡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开发商没有义务去为政府分忧。而且，虽然房地产业是市场主导，但是我们都能看到，政府手中的行政权力还是有很强的调控能力。为了防止隔膜形成混居，例如强制要求小区内小户型的比例，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当然，如果真的打破富人区，政府也可以在富人区预留若干地块，建设保障型住房——只是，这样做要承受巨大的市场压力，所谓富人区地价惊人，政府和开发商恐怕都舍不得拿来做福利房，否则城中村也就不必拆除改建了。
优质公共品向富人区聚集，本质上是公共品的供给和分配问题。首先是公共品供给不足，教育医疗的难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次是公共品在公共性和商品性之间表现暧昧。以教育为例，政府将小学和初中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并且在资源配置上明确地区分轻重，不论动机如何，其结果是让本来充足的公办教育有了层级，具有了一种商品化的性质。正因为此，才会导致重点中小学附近的房价飙升，不论房屋质量如何，都会成为富人区。在这个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商的责任并不大。合理的教育资源分配方式应该是，政府出资的公办教育保持匀质公平，将富人对特殊教育产品的需求留给私立学校。
所以，廉租房的贫民窟化风险，或者富人占有太多公共品，这都不只是社区分化的问题，本质上是贫富分化以及公共品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公的问题。其实，社会各阶层分区而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并不必然导致灾难性的阶层隔膜。政府通过城市规划，可以做些适量的调节，例如廉租房不要大面积连在一起，并且开发能够增进这个人群就业的产业。至于贫富分化或是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公，都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只有政府才能完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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