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政治走向越来越受西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切。美国《外交事务》今年第一期就是一个讨论中国的专刊，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在众多问题中，中国的民主化首当其冲。第一篇文章就提问“当中国谈论民主时他们在谈论些什么？”作者尽管讨论了中国民主的一些实践和与此相应的一些政治变革，但对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前途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很显然，对作者来说，在中国人所说的民主的概念与西方人固有的民主概念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类似的认识在西方相当普遍。这种现象也很容易理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民主，或者说中国的民主化正在进行之中。中国一边探讨应当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一边探索如何实现民主。
中国民主不仅仅对西方人是个不确定数，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也如此。不过，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民主的内容及其如何实现民主的方法应当说已经开始明朗起来。
去年中共十七大胡锦涛的报告中对中国民主有了专门的论述，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呼之欲出。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胡锦涛在报告中使用“民主”一词达到60次之多，也并不是因为这份报告对民主给予了高度的强调。实际上，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共领导人一直强调发展中国民主对于执政党本身、对于整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关政治改革的论述就是围绕着民主政治展开的。
说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是基于如下两个基本事实之上。第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已经出现。第二，中国已经找到较为可行的实现民主的路径。这两个基本事实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都非常重要。
如果民主发展缺乏基本动力，民主只会停留在理想层面。即使因为某些因素例如激进改革或者外部力量的强加而产生出民主形式，民主也只能是表面民主，很难实质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实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二个因素也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民主也只能表现为理想。政治现实往往是这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民主的重要性，但就是找不到好的方法去实现民主；或者尽管民主实现了，但并不是人们原先期望想看到的民主。
说中国民主政治已经具备动力主要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在环境。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市场导向的和外向型的。市场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开放型的中国经济。第二，开放的经济体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这里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开放的经济为一个开放社会提供了基础结构，如市场、交通和通讯等。其二是开放的经济造就了社会的理性的开放心态。市场和开放有利于人们理性态度的出现，人们不再从理想的角度来审视一个特定的政治价值，而是从实际效用的角度来看待该一政治价值。对民主政治也一样。第三，和民主政治直接相关的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民主政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为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最终必然要表现在政治领域。
动力已经存在，所需要的就是寻找可行的民主化途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里就具有了两种民主形式，即“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再者，十七大报告尽管没有使用“宪政民主”的概念，但宪政民主的内容则得到了强调，如法治和法律的权威等。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已经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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