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被证实将担任世界银行“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有不少观点认为，林毅夫能出任此职，主要归功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林毅夫本人的思想符合世界银行一贯的操作思路。
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包括分区副行长，分管各个地区。此外还包括按照职能分类的副行长，又可以分为金融及私营部门发展部，人类发展部，政策执行及国家服务部，减贫及经济管理部，可持续发展部。以上副行长是世行负责实际操作的职位。林毅夫将上任的属于其他类别的副行长，这一大类的副行长包括首席金融官，特惠金融及全球合作副行长，发展经济学副行长等。不难发现，林毅夫所在的这个类别，主要是提供研究支持的职位。发展经济学副行长虽然跟发展经济学及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有密切关系，但这一部门的重要性相较于其他部门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
世界银行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拥有184个成员国。这些国家对世行资金的筹措和使用共同负责。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无息信贷和赠款。其工作的重点是实现联合国成员国于2000年达成的新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的减贫工作。新千年发展目标中最重要的是针对赤贫人口，中国在减少赤贫人口方面的经验突出。而针对减贫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缩小相对的贫富差距”，中国并不是这方面的榜样。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世行选择副行长并非主要看该国的经济表现。
另外一个理由是，从往届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来看，1980年代以来历任首席经济学家包括普鲁士的安妮·克鲁格、赞比亚的斯坦利·费舍尔、美国的劳伦斯·萨莫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英国的尼古拉斯·斯特恩，以及法国的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可见，从发展中国家来选择首席经济学家也并不是一个可靠的说法。
因此，可能的解释是，世行选择林毅夫是因为其经济学家的角色，而不是他是一个中国人的角色。那么林毅夫的经济学思想中到底有哪些是世行看重的呢？世界银行的减贫工作主要依靠各国政府进行，大部分项目都是与政府部门合作，这也是斯蒂格利茨之前认为应该取消世行的重要理由之一。因为政府部门的低效率有可能造成浪费。对世行本身的一些研究也指出，大部分经费实际上被用于顾问们整天搭乘头等舱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或者用于开会，或者用于相关的行政事务，或者用于项目评估，真正被用于扶贫的钱少之又少。雁过拔毛的事情不论在哪一个大型组织都存在。
而林毅夫关于自生能力与新农村建设的相关理论，认为产权是否私有与企业自生能力并无必然关系，“市场先于产权”是“企业自生能力”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皆由此理论，林毅夫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看法并不指向土地产权问题，而是认为国家通过财政在广大农村也大有可为，例如可以通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来拉动农村的内需。不管是企业自生能力还是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论述，林毅夫都为政府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这也是林毅夫的理论容易被讲究现实操作的政府所接受的理由之一。
而依靠政府，这正是世界银行一贯的思路，林毅夫的理论正好符合世界银行的运作思路，因此选择林毅夫无非是其一贯思路的延伸而已。甚至这种强调政府作用的理论，在法律体系执行效率低下的情况下，长期来看是不是有利于中国贫富差距的缩小，依旧是存在疑问的。因此，即便林毅夫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并且通过其思想影响了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运作思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中偏重政府的力量，就可能会忽视启动地方底层的资源和力量。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看法，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应该从效率标准转向自由标准。尽管从效率上看，林毅夫提出的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大有可为的做法可能对经济发展也非常有效率，但“以自由看待发展”，尊重地方性知识，发动地方本身的资源，扩展底层老百姓的选择空间是更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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