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劳动力供大于求这个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呢？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原因就是因为经济不发展，就是因为生产力的水平低，经济发展的水平低。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结论，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对于劳动者的利益来讲，他最长远，最根本的保证还是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经济效益的提高。我经常喜欢给大家回顾一个这样的例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劳动者当时的法律地位很高，他们就是国家的主人。那个时候在我们国有企业里面，大家都是铁饭碗，很多福利条件都是非常好的。可是我们看到一个现象，福建、广东、浙江，很多沿海的人都要跑出去，跑到香港去，跑到东南亚，跑到日本，甚至跑到欧美。当时杨尚昆、叶剑英、习仲勋都是领导人，杨尚昆同志当时在广东担任第一省委书记，他们看到一个个村子的人都跑光了，这些人为什么要跑呢？我觉得当时领导人思想非常的解放，非常的有水平，他说不能怪他们，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叶剑英同志说，这些村子里面，这些地方怎么这么穷？比我们二十年代的时候还要穷，广东穷成这个样子，香港富成这个样子，你叫他怎么不跑呢？我就喜欢问他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劳动者当时不愿意在这里当家作主，而是要跑到一个人吃人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去受剥削，受压迫呢？道理非常的简单，就像习仲勋同志，杨尚昆同志他们所说的，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你经济落后了，他在这里当家作主连但饭都吃不上，他当什么家，做什么主？他跑到那边去受压迫，受剥削，他可以买得起车了，如果混得好一点的话，他可以有一点存款，有一点积蓄，他在那里干几年回来一辈子的钱都够用了。这说明了经济发展，改变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格局，这是劳动者长期利益得到实现的最有效的保证。这个不是通过立法，不是通过政府干预可以实现的东西。
我的意思也不是说政府不要立法，不要干预，有几件事情是政府一定要通过立法和干预来做的。一个就是如果雇主有损害劳动者个人自由以及健康、安全这方面问题的时候，劳动立法一定要坚决的干预，这部分立法不仅是要加强，特别是在执行方面，要大大的加强。第二类问题是政府要干预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签订了不执行的。除了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政府在其他的方面力度应该小一点。当我们看到一些黑煤窑，黑砖窑雇主对劳动力的利益有一些侵犯，我们也很气愤，但是不要把这个作为劳资关系当中普遍规律性的东西来解决。就像我们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刑法，但是也免不了有杀人放火的，我们对这种侵害他人生命安全的问题是无比气愤的，正确的做法是加强我们的监狱系统，而不是更多的限制其他优秀公民的个人的行为。比如说你身上不准带水果刀，你家里不能有铁器，这一类的措施就做过头了，这是两种问题。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在中国的劳动立法过程当中，这次《劳动合同法》，至少在思想背景上是把德国和日本的企业作为典范，我几次在不同场所都听到常凯教授提到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德国和日本的劳资关系是属于问题比较多的，对经济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的劳动立法。这一类国家的劳动立法是不足学，不可学，不应该学的。第二点，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发达的，不发达的国家，它们的劳动立法不是像日本和德国的类型，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用这两个国家作为我们国际接轨的目标。我们应该看更多国家的经验，仔细分析斟酌各个国家的劳动立法有什么优缺点，都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在更广泛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再来和国际接轨。
上次在《对话》节目中，常凯教授提到了德国和日本的经验以后，我就提到了美国和丹麦的经验。常凯教授指出，美国的做法我们现在还不能去模仿，还不能照搬，因为人家太发达了，当然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日本和德国是不是也太发达了，我们也不能模仿呢？我们应该学习谁更合理呢？依照我们的发展水平，我们和发展中国家去比，可能更加具有合理性。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另外一个跟我们做邻居的发展中大国就是印度，现在我简单的来谈一下印度的劳动立法问题。
印度劳动立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对雇主解雇员工限制非常严格，三百人以上的企业就解雇员工的时候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因为他是一个民主政府，政府批准一个解雇员工的做法以后，就会丧失很多选票，一般当权的政府都不会批准，所以在印度，事实上已经形成了雇主要解雇员工，基本上不可能的这么一种局面。但是印度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联邦政府做了这个立法以后，各个州的政府在补充这个立法方面也做了很多事情，州的立法权也很大。比如说印度的西孟加拉邦这个州，它在联邦立法的基础上加码，在本州的范围内，超过50以上的企业解雇员工就需要政府批准，把这个法搞的更严了。结果就是这个州的制造业从50年代开始，以每年递减1.5%的速度向前发展，这个州的工业基础越来越削弱了。所以印度共产党在西孟加拉邦执政三十年，把制造业从全印度最发达的，变成了一个印度中等水平。与此相反，有一个安德拉州，原来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工会的力量比较薄弱，所以这个州政府在立法时，就对员工相对保护的少一点，他一看联邦政府立法在限制雇主，他说我也来立法，立法就是限制员工，当然不能违反这个联邦的法。他的立法表明，员工有罢工的权利，但这个罢工不能影响公共秩序，不能影响基本的社会秩序，不能影响本州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实际上这个法一出来之后，就使很多行业的罢工非常的困难。什么罢工是不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呢？什么罢工是不影响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呢？政府要去解释的话，实际上很多的罢工都会变得非常的困难。有了这个限制以后，这个州总体来讲，罢工和争斗之类的事情就相对少了，也可以说是压制了劳动者的利益。在这个压制的基础上，这个州的制造业三十年来以每年6%的速度向前增长，拿这个州和西孟加拉州相比，每年制造业的发展速度相差7个百分点之上，这是什么概念？差7个百分点的概念就是说，每隔十年差一倍，每隔二十年差四倍，每隔三十年差八倍。所以三十年下来以后，这个州的工业已经变成是印度最强大的了。按三十年差八倍计算，人均GDP如果是三百美元，你是三百我就是二千四，你是一千，我就是八千。日本1868年民治维新以后过了27年就由一个受欺负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可以欺负别人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1895年可以打败中国，1905年可以打败俄国。这就是由落后走向强大的一个时期，三十年是很关键的。这是讲印度两个立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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