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院院长异地交流任职遏制司法腐败》，这是《法制日报》等媒体的最近报道。报道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中指出，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职业化建设各项措施，在最高人民法院努力下，实现了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大范围的异地交流任职。”肖扬院长的努力不妨当作一种改革举措，然而，比举措更重要的是观其效果。
正如报道所说：各省高法异地交流任职，“是为了净化司法系统的官场风气，切断官员与当地的各种人情、利益关系网，”“目的在于遏制司法腐败”。如果司法腐败在今天是一件公然的事实，那么相比较其他性质的权力腐败，它径直可称为“腐败的腐败”。英国培根这样说：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给搞坏了。在法治社会，权力腐败可以找司法，但如果司法也腐败，再去找谁呢？因此，治理权力腐败从司法始，是一种“路径依赖”。可是，司法也是权力，它自身也会腐败。如何防止它的腐败，也是一个问题。
异地他任原是传统社会推行的权力规避举措，它要防止的也正是权力腐败。可是就皇权社会的权力经验来看，这个举措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古代如此，今天依然。因为仅仅靠调任是无法切断官员和当地的利益、人情关系的。官员就任新地，这种人情和利益的关系很快又会建立起来。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官本位社会，权力历来是中心。权力在哪里，哪里就会围绕它形成人情和利益的关系网。因此，司法腐败问题，从根本上看，不是官员问题，而是权力问题。抓官员不如抓权力。与其增加行政成本，把官员调来调去，不如把反腐目标盯住权力本身，努力改变包括司法在内的各地权力格局。
司法腐败作为权力腐败的一种类型，根子在于司法缺乏它自身的相对独立。这是一条规律：任何一个社会，地方司法如果受制并听命于它自身之外的当地行政，那么，权力的腐败则必然导致司法腐败。腐败有很多表现，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贪污受贿，还有自身运作上的无能。当司法不能独立地面对并制裁行政权力，或者说，它只能制裁违法的权利却对权力违法束手无策时，它已经处在无能的腐败状态中。更糟糕的是，它非但不能独立办案，处处要看权力脸色行事；甚至放下身段，充当权力工具，主动为权力补苴罅漏：这就更是司法的悲哀了。然而，这一系列司法症候，如果不是虚构；或者，如果要解决这类现象上的司法腐败，靠司法官员异地他任，肯定于事无补。
治理司法腐败，与其切断官员和当地各种人情和利益的关系，不如切断各地由行政权力直通司法权力的那层关系。不但如此，为了形成一个法治社会，还要有意识地培育和加强司法权力。以权力反制权力，乃是避免权力之间共同腐败的有效方式。当各地法官曲径通幽仅仅是由行政权力独自裁定，并且财政上的司法款用也来自当地行政权力的划拨，那么，这样的司法对权利是权力，转对其他权力(比如行政权力)，它就不是权力，而是权力的依附了。这种状况无疑才是问题要害。当然，解决这个问题，“功夫在诗外”，它必然要涉及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改革。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无政府，权力就是必要的。它的必要就在于可以用它来稳定社会。但权力稳定社会，自身先要稳定，这是前提。那么，权力自身如何稳定，我们不妨从技术层面寻求解决。这里有两种方式，一是把所有权力绑在一起，另一则是权力的非集中。就前者，集中在一起的权力看似强大，却站立不稳。一木撑天也就一触即倒。后者不然，它是把权力划分为不同对象，让它们彼此支撑也彼此制约。这是来自物理学或数学上的启示：一个三角形的对象最具稳定性。同样，社会权力结构如果也是一个类似的“铁三角”，权力本身的稳定程度就会大为提高。这就是题目所要表达的意思：遏制司法腐败，重要的是改革权力结构。如果不从这一点入手，问题难获根本解决。(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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