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在今年的上海市两会上提出，为了抵消通货膨胀给民众带来的负担，财政给每人发1000元，或者减税。当然，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是按人发钱说。不少评论都指出，按人发钱的建议乍听起来有点离奇，但细想一下还是很好的，是让民众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最直接办法。更何况，新加坡、香港都有这样的先例。据3月2日的《青年参考》报道，去年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因此政府拨出18亿新元还富于民，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国人，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不过，也有一些经济、财政专家表示，这样的建议根本不可行。
专家们的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刑普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有二：一是抵消通货膨胀对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二是让民众更为公平地分享经济高增长的好处。为达成这两个目的，可以采取三种进路，刑普本人已经提出了两种，即发钱，减税。还有第三种，政府仍然多拿钱，用这些钱来建立福利体系。那些鄙视刑普的专家通常都支持这第三种办法。
但是，简单地比较一下立刻就会发现，第三种办法对民众的好处未必优于前两种。关键问题是，这个福利体系真的惠及低收入群体吗？计划体制时代，中国就已建立国家福利体系，但这套福利体系不仅无助于社会公平，反而在扩大不公平。它起的是逆向再调节作用，这个福利体系只覆盖收入较高且最稳定的国有部门，收入最低的群体———农民及城市非国有部门员工———被排除在外。医疗、退休等福利的这种逆向再分配效应最明显了。
直到今天，国家福利体系的基本结构依然未变。制定这样的福利体系，让政府把更多的钱投入到这样的福利体系中，未必能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多少福利。与此相反，减税或发钱的办法起码不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当然，与减税相比，发钱似乎更有助于穷人。因为，中国的税制相当原始，主体税种是流转税，而不是所得税。减税的好处主要将为企业享受，低收入群体享受到的好处是相当有限的。哪怕是减免个人所得税，与穷人也无干，因为穷人本来就没有达到交个人所得税的收入门槛。这样看起来，帮助穷人的最好办法是按人发钱。
话又说回来，现实总是比理论推理复杂得多。政策目的越具体，出现难以事先预料的负面后果的可能性越大。人们以为可以直接帮助穷人的政策，很可能对穷人产生一些有害的后果，并产生有害的社会后果。比如，当年集体化就是要直接帮助穷人，结果却是穷人的普遍贫困。按人发钱有什么后果？现在支持这一建议的人士也只看到其可以看到的好处而已。
因此，比较理性的社会政策应当是不加区分地对待每个人，而不特别地追求让社会中某一个群体单独受益。从这个角度看，减税似乎又要优于按人发钱。可以预料，减税带给企业的好处，会部分地为劳工分享。减税对内需的刺激，也会惠及每个人，包括穷人。当然，单从税收增长的趋势看，中国也需要减税：连续多年财政税收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这样的税制肯定出了问题，检讨整个税制，对其进行调整，以控制税收如此快速增长，是财政的内在逻辑要求。
同时，依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一定规模的国家福利体系，对于缓解社会内部的财富分配不均也是有一定作用的。当然，前提是这个福利体系设计比较合理，至少不像现在这样明显地偏向高收入者。
这样看起来，只要制度设计合理，不论按人发钱、减税，还是把更多钱投入国家福利体系，都能够惠及民众，政府可以依据不同情势选择使用。唯一的限定条件是：在宪政框架中，民众通过民主、法治等手段，对政府保持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使政府始终以公众利益为唯一施政目标。有了这一条件，政府怎么做，就只是个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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