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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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本报与南方网合办的全国“两会”聊天室北京会场，请来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调研员关飞进(笔名“关山”)，以及资深时事评论员陈敏(笔名“笑蜀”)，就改革开放30年以及解放思想等话题与网友进行交流。
政府不能把放权让利，变成弃责争利
笑蜀：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有一种困惑，解放思想的对象是什么？现在我们把这次思想解放叫做第三次思想解放，也就是说前面还有两次，第一次思想解放是针对“文革”，第二次思想解放是针对姓社姓资。但现在说思想解放很多人不清楚要解放什么、对象是什么。
秦晖：我们改革30年到现在，如果说市场经济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就是要面对垄断和特权。在其他方面，老实说，像以前我们讲的中国人有什么红眼病、小富即安、小农经济的保守等等一切几乎都已经不存在了。
我觉得在解除垄断和特权对市场的发展方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有的公平机制，这些年的改革一直都做得很不够。我们国家一直缺少这种东西，因此老是建立不起各个利益集团能够“摆得平”、达到动态博弈均衡的机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关山：秦晖老师也说了，特别是垄断行业，垄断占的权力太大。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配置资源，但是我们现在相当大的资源还是政府在控制着。
秦晖：垄断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不许老百姓赚钱，这妨碍市场的功能了。另外一个就是有助于跑到市场里赚钱，这是中国改革这几年一直很严重的问题。全民经商不要紧，官商才很成问题，因为这些人尝到甜头就不愿意退出。
名义上改革的一个方针叫放权让利，我们不能将放权搞成放弃责任。所谓放权让利，利也不让，实际上变成了弃责争利，这当然是很糟糕了。
所以我很反对“不找市长找市场”这个说法。不找市长找市场，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事，政府可以推卸责任，说你别找我，你自己解决去。这是很不对的，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是这样做的。市场经济国家只是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并没有解除政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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