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NGO汲取社会资源，也特别困难。比如我捐钱给某个NGO，按道理，捐出的这笔钱应该在所得税里免掉，但实际上有个规定，你只能捐给半官方的那些所谓公益组织，才能免税，比如中华慈善总会，比如红十字会。没有官方背景就没有这个待遇。退一万步，我就捐给中华慈善总会或者红十字会吧，它给我一个收条，我拿着收条办免税手续仍然很难，操作性很差，根本不像国外，一捐，自然就免税。
困难当然是很多的，但是总要开头。不要防范太严，不要老怕人干坏事。如果法制健全，他干坏事并不可怕，干坏事就可以治他。用挂靠的办法，用权力监督权利的办法来防人干坏事，意义不大。现在真干坏事、真出大问题的都是跟权力勾结的。企业要行贿，它就通过给官办基金会捐钱的办法来行贿，把慈善捐赠变成洗钱，这些情况已经有了。
任何社会都有人要干坏事，特别是现在，在诚信匮乏的情况下。但既然主要是权力出问题，就应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而不是尽量提高权利的门槛，尽量提高做好事的门槛。一个社会如果健全的话，应该是做好事非常容易，做坏事非常难。如果不是这样，做坏事反倒很容易，逃税也很容易，贿赂也很容易，干什么坏事都很容易，可真要做好事，还不得其门而入，这样的社会肯定是不健康的。总之要把观念转变过来，要相信多数人是要做好事的，要鼓励多数人做好事，制度设计要有这么一个思想基础。而不是说一不小心，人家就把这个社会颠覆了。没有那么容易的。
给农民工完整的家庭生活
嘉 宾：张全收（全国人大代表）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室主任）
笑 蜀（南方周末评论员）
主持人：蒋兆勇（时事评论员）
如果流动人口不是只能选择单身，而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哪怕只是在城市里有一个茅棚，那他也是幸福的。
主持人：八十年代美国一个总统访问中国，听说中国夫妻两地分居很普遍，就很惊讶，说怎么可以这样，夫妻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面，太不人性了。
张全收：不是见不了几次面，有的一年都见不了一次面。
主持人：现在夫妻两地分居比过去更普遍。据统计，一亿四千万农民工，有五千万农民工拖家带口，还有九千万农民工实际上两地分居。刚才讲过，这是一种不人性化的安排。我们可以经常在报纸上读到，比如在某个大学校园，或者某个建筑工地附近，突然发生性犯罪。这种性犯罪，跟农民工的夫妻分居应该有一定关系。
党国英：家庭生活是成人的一个福利，你把人家的家庭生活分开，就大大降低了人家的社会福利，这既不人道，也跟以人为本的治国方针南辕北辙。
主持人：我更多的不是从伦理上看这个问题，我可能更关注的是社会后果。比如骨肉分离，孩子一直不在父母身边，这对孩子的成长也很致命。
张全收：还有一部分人，结婚后自己出去打工，女同志就在家里种地带孩子。结果，他在外面找了第二个、第三个，这种现象也很多。
党国英：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居然发现，通过亲子鉴定，确认孩子和父亲没有血缘关系的，农村的比例超过城市。
主持人：农村比例，主要还是限于流动人口吧。如果流动人口不是只能选择单身，而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哪怕只是在城市里有一个茅棚……
张全收：那他也是幸福的，毕竟一家人都在一起，各方面都有一个照应，还是温暖的。但是我想这也是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还需要过渡。
党国英：解决这个问题的确有过渡性，不能一蹴而就。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是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之后，因为城市公共服务的水平跟不上，不能马上享受跟市民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但既然是过渡，就不能什么都不做，有些事情还是可以做的。比如户口问题，我也不赞成谁想进城马上就进城，但起码可以先解决一部分人的进城问题，根据资料估计，约莫20%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定居，买了房子，也向城市政府纳税了，客观上已经是城市居民，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户口呢？
公共品也需要竞争
嘉 宾：蒋海鹰（全国人大代表）
杨继绳（原新华社高级记者）
笑 蜀（南方周末评论员）
主持人：蒋兆勇（时事评论员）
为什么要搞民主？过去常常有人说我们要吃饭，不要民主，民主陈义太高了。但实际上，民主跟吃饭是息息相关的，没有民主，民生就没有保障，公民的社会福利就没有保障。
主持人：给社会提供公共品的如果只有政府一家，别无分店，这可能是个问题。
笑蜀：我讲讲亲身经历吧。2007年1月我作为国际访问者访问美国，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传统项目，典型的政府行为。但我所到之处，都是NGO接待，政府不参与，政府有义务拿钱，但用钱就跟政府没关系了。
主持人：政府把公共服务外包给NGO。
笑蜀：对。这给我一个什么体会呢？政府不能垄断公共品供给，而应该跟社会力量合作。而在中国，经济方面的行政垄断我们已经有很多批评，但对政府垄断公共品，我们好象讨论的还不多，公共领域的政府垄断好像还是天经地义。
杨继绳：我们讲社会主义，但往往重视国家而不重视社会，行政力量扩张过度。这种情况下，民生很难得到保障。
笑蜀：关于这个问题，不妨举个例子。为什么我们要搞市场经济？为什么计划经济不好，市场经济好？这主要是基于市场经济的一个原则，即消费者主权。我需要什么样的私人品，需要什么样的供给方式，我说了算。必须是我说了算，私人品的供给才能满足我的个人偏好。否则，计划经济即便是有供给，但我们知道计划时代的供给，几亿人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穿同一种款式的鞋子，吃同一种饭，喝同一种酒，看同一种戏，根本没有个人选择空间。市场经济不然，在市场时代，你能满足我的特定需求，我才选择你。你不能满足我的特定需求，我就不选择你，我就用脚投票。这就逼着卖方讨好买方，尽可能了解和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从而给消费者以丰富的选择空间。所以市场经济的供给不仅量多，质也最优——最人性化。
私人品供给是这样，公共品供给也应该如此。公民与公共品之间，也是消费关系，也适用消费者主权。用什么样的形式保障消费者主权呢？那就只有民主，没有民主，消费者没有个人选择的权利，公共品你给我什么是什么，给我多少是多少，就只有卖方市场，没有买方市场。公民就会很弱势，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
所以，不只是私人品需要竞争，公共品也要有竞争。谁跟谁竞争？NGO跟NGO竞争，NGO跟政府竞争，地方政府跟地方政府竞争，上届政府给下届政府竞争。只有让这种竞争最大化，公共品的性价比才会最大化。否则，公共品就不仅很少，品质也会很差，就跟公民的个人偏好完全不相干。
为什么要搞民主？过去常常有人说我们要吃饭，不要民主，民主陈义太高了。但实际上，民主跟吃饭是息息相关的，没有民主，民生就没有保障，公民的社会福利就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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