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的舆论氛围似乎感染了某种病毒，出现了某种类似流感的症状。病毒的名字叫“社会不公”，“流感”的名字叫“民粹主义”，结果就是，革命后代像春花那样走红，因为他们的亮相，能够抚慰怀念革命时代平等的“民意”；改革先驱和股市一样发绿，因为他们不仅造成了，而且还在维护扩大再生产不平等的市场。实际上，被某些人吐唾沫的，不仅是为改革提供“脚本”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民粹主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不是一种价值表达，只是一种精神症状。它是社会不公发展到危机水平时，公开发作的社会不满甚至愤恨情绪，改革开放，无疑是对党内旧的左派民粹主义的否定，但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联盟，正跃跃欲试，浮出水面。
党内传统左派民粹主义、梁漱溟乡村建设派民粹主义、反现代性民粹主义派别、反智型民粹主义、民族民粹主义。这五派新民粹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一个“六反三仇三热爱”的统一立场：“六反”是反现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场、反自由、反智：“三仇”是仇富、仇资、仇官：“三热爱”是爱毛、爱苏（包括今天的俄国）、爱“文革”。
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指出：“民粹主义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决定民粹主义成为什么工具的，不仅是运用它的政治领袖的个人气质和魅力类型，还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危机水平。一般来讲，市场经济越不发达，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国家，民粹主义越可能不是春药，而是炸药，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乱。
无庸讳言，效率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既没有保障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也没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反感，正是这种情况成为培育中国当前各种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
决策层自十六大以来高度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但离深度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距离。这是因为：权力支配下运行的市场仍然每天在生产出腐败和不公平。公民要对国有产权享有平等的支配权，首先要对政府权力享有平等的支配权，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首先，要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进行公正分配；其次，权利平等优先于利益平等。
这不是指对利益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性矫正，而是指对权利分配不平等的体制性矫正。从操作上讲，有了宪政民主的体制安排才会有真正的权利平等。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公平。因此，公平主导型的改革，也就是民主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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