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夸大“民主与自由的矛盾”
前面提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民主崩溃的过程。很多人认为这种宪政制度在当时的毁灭是“民主推翻了自由”，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是没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魏玛共和国通过民主选举把希特勒选上台，这个民选的独裁者就把宪政废除了。但是从当时欧洲绝大部分地区来讲，大概只有德国是这样，其他国家宪政制度的崩溃都是通过政变、内战等不民主的手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摧毁自由的过程都是通过专制的方式、不民主的方式，而不是民主方式。民主扩张没有边界的确会对自由构成侵犯，但是我觉得历史上更常见的，乃至在欧洲的这个时期更常见的，恐怕还是这种非民主的寡头方式对自由的冲击更厉害。俄罗斯1917年也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一帮民粹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所谓立宪会议）如果维持下去会不会也像希特勒那样行事，这很难说。问题是最后布尔什维克出动军队，用武力把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驱散了。也就是说即使在俄罗斯，也不是民粹主义分子当选的议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取消自由、颠覆了宪政的，它还是用赤裸裸的军事暴力，把民选的结果推翻，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专政”的。应该讲，在整个这一时期的欧洲，尽管很少有成功的宪政国家能够很好地把握好自由和民主的边界（即“群域”和“己域”的边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因此造成了许多坎坷，但是这两者的矛盾恐怕也不宜过分夸张。有些人说，对自由最大的危险就是过分的民主，或者有些左派把这话反过来讲（自由太多破坏了民主）。从这段历史来看，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国家多数还是或左或右的寡头（他们往往煽动民粹，但并不遵循民主程序）以暴力同时破坏了民主与自由。
防止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反馈震荡
另外，西班牙的历史也的确揭示了从传统到现代过渡时期的一些普适性特征。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俄罗斯是个东正教国家，而中国和其他很多地方根本是基督教文明以外的国家，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反馈震荡的过程是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讲的“拉美病”，实际上也是指这种现象。“拉美病”显然不是前段时间很多人说的“新自由主义”能够解释的。许多拉美国家在历史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特征，包括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秘鲁的贝拉斯科主义等等，当然也包括最近委内瑞拉的事件。其实过去拉美的军政府通常也就是这两种类型的，要么是民粹主义的军政府，要么是寡头主义的军政府。
这些事件对中国的借鉴之一，就是要防止在转型时期陷入一种民粹主义和寡头主义反馈震荡、互为因果的怪圈。转型时期要掌握好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左”“右”互补，防止“左”或“右”极端势力的出现。这点在转轨国家比原来就是搞私有制的国家要更突出。因为转轨国家什么资源都是控制在国家手里的，一搞起寡头主义来，少数人掠夺公共资源，社会不公往往会搞得很极端。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有“什么东西都是公有的”这一背景，民粹主义膨胀起来的确会把一切个人领域都冲垮，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开明而清廉最有利于转型
另外，在转型时期，道德资源对理性转型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转型时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互相妥协的过程中，的确都需要理性，更确切地说是需要由道义呼唤出来的理性。不光是“浪漫的”西班牙人，德国人被认为是理性的民族，但在纳粹时期也变得那么疯狂。人性中是有疯狂一面的。呼唤理性是宪政民主转型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在历史上我们往往看到：理性不是靠“聪明”就能呼唤出来的，在哗众取宠的氛围中，往往是最极端的人最有号召力，我们也都领教过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疯狂，很难说有什么万应良方，甚至也不能仅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解决。因为历史经验再怎么总结，就像昆德拉所说的，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只有一次，等于没有”。从历史上看，在一个动荡时代真正理智的声音要能够为公众接受，它背后都必须有很深的道义资源。如果缺乏这种道义资源，那么往往越是激进的声音就越有市场。像南非转型时期，当时出现那么多的流血事件，那么多的冲突，曼德拉这样的人出来，就能把黑人的激进情绪（如当时“泛非主义大会”、“阿扎尼亚解放军”鼓吹的）遏制住，一个前提是他原来为黑人解放坐了26年的牢，谁也不能说他是胆小鬼。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提供的资源，你再聪明，人家能听你的吗？
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时期，“左”“右”两派也都有这样的人。执政的佛朗哥这一派，像苏亚雷兹这样的人，他推动了民主过程，实际上他明知这一进程最后会导致他个人下台，这是要有一种道德来支撑的。而且他在佛朗哥体制内也是个埋头苦干、廉洁奉公的角色，从保守派尊奉的天主教传统伦理看，他的个人道德和操守无可指责。这使得对他背离佛朗哥强硬路线极为不满的保守派无话可说。相反，这些在独裁体制下有太多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如阿里亚斯等人，却有不少把柄在苏亚雷兹手中。这一切加上深明大义的卡洛斯国王的影响，使得佛朗哥体制得以和平转型。显然，与如今颇为流行的所谓“腐败出一个新体制”的说法相反，西班牙民主转型的顺利得益于苏亚雷兹的开明，也得益于他的清廉。
其实从总体上说，在“开明而清廉”、“开明而腐败”、“保守而清廉”、“保守而腐败”四类统治者中哪个相对有利于维持专制，哪个相对有利于民主转型？无疑是开明而清廉最有利于转型。但其余三者的“利弊”则有争议。过去有人说保守而清廉最有利于维持专制，所以宁可保守而腐败，这样更易动摇专制基础。开明而腐败就更好，可以通过“利益引导”促进转型。这种“腐败有利论”也许在过去的革命时代、尤其是暴力革命时代还有点道理，因为腐败而保守更容易激起革命。但是且不说“革命代价”的问题，现代镇压技术条件下已不同于冷兵器时代乃至通讯交通落后的火器时代，再腐败的专制者凭借高技术镇压革命还是绰绰有余，就像当年的萨达姆。而腐败的“利益引导”也许会有助于把民粹主义专制体制变成寡头主义专制体制，但后者却未必离民主更近。相反，基于专制的腐败利益不仅会强化专制者的“保守”意志，而且一旦真发生变革，会更可能引发激进的清算（这又反过来使统治者更难变得开明）和民粹主义浪潮，从而使变革后的秩序更难稳定。从东欧和东亚的情况看，也确实是变革前相对更清廉的统治（如波兰、匈牙利、台湾）比更腐败的统治（罗马尼亚、俄罗斯、印尼等）转型更为成功。因此，开明而且清廉的苏亚雷兹对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成功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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