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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第一案 花冈事件劳工获赔偿
http://view.QQ.com  2003年08月05日19:26   南方网    我要评论(0)

南方网讯 中国二战受害者对日本诉讼第一案——“花冈事件”有最新进展:日本政府将对每名受害者补偿二十五万日元(约合人民币一点六万元),这不仅是中国乃至二战亚洲受害国家战后对日本诉讼第一案,也是切实拿到赔偿金的第一案。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昨天(25日)上午十时许,在河南省郑州市龙祥宾馆,十七名河南藉花冈事件的受害者及遗属已从,花冈事件友好基金管理委员会北京事物局工作人员手中领取了赔偿金和五千元人民币的教育费。

牐牷ǜ允录友好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王红告诉记者,“花冈事件”中国劳工索赔案,不仅是中国乃至二战亚洲受害国家战后对日本诉讼第一案,也是切实拿到赔偿金的第一案。经过多方调查、寻访,他们目前已经找到四百六十四名受难者,其中三百九十九人领到了赔偿金和教育费,仍有百分之五十三的花冈事件受害者未能找到。一百一十一人河南籍劳工现今也只确认了三十名受害者或者亲属,仍有百分之七十三的花冈事件受害者未能找到。

王红说,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会决定,花冈受难者及家属申请赔偿金的时间截止到二00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们希望知情者能相互转告和帮助寻找,以便让全部的花冈受难者和家属尽早领取赔偿金和教育费。

痛忆:花冈事件惨绝人寰

据了解,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强掳四万多中国人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九百八十六人被抓到日本秋田县花冈中山寮集中营,为“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做苦工。因不堪忍受繁重劳动和残酷折磨,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劳工们在耿谆(系河南省襄城县境内人)的率领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花冈暴动”。暴动惨遭镇压,四百八十一名劳工命丧日本。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以耿谆为首的十一名受害者,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鹿岛公司提起诉讼。二000年十一月,双方达成和解,鹿岛建设公司向中国红十字会信托五亿日元,五分之三用于对受害者、遇难者亲属的慰灵、抚养、治病及子女教育,五分之二作为花冈事件和平友好基金,建设中国劳工纪念馆等。

愤怒:日本死口否认奴役中国劳工的罪行

1995年6月28日,80岁高龄的耿谆率11名“花冈惨案”幸存者及遗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并要求赔偿,开我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先河。有人说,这是耿谆在日本发起的第二次“花冈暴动”牐1989年12月,“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向鹿岛建设公司发出公开信并提出谢罪、赔偿、建立纪念馆等三项要求,由此拉开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序幕。鉴于鹿岛公司对此迟迟不进行赔偿的事实,1995年6月28日,以耿谆为首的11名“花冈惨案”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代表,委托新美隆等15名日本律师代理诉讼,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日本鹿岛建设公司残酷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要求被告向986名原告每人赔偿550万日元。

花冈诉讼,作为我国对日民间索赔的第一个案例,受到了极大关注。国内外的诸多媒体曾经做过大量报道,如耿谆老人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采访、人民网组织的花冈斗争大型专题以及国外诸多媒体的报道等,还有众多的专家学者对此案进行研讨,足见此案的不同凡响。

然而,令人气愤的是,1997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却判决“花冈惨案”受害者败诉。1997年12月12日,耿谆等11名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0年11月29日,原告、被告双方达成“和解”。鹿岛公司向受害者支付5亿日元,建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但在“和解”的第二天,日本鹿岛公司发表“声明”,否认自己奴役中国劳工的罪行,并否认这一基金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一时间,舆论哗然。

提起2000年11月29日在日本公诸于世的花冈事件《和解条款》,耿谆老人说:“这个‘和解’中,花冈受难者提出的三项条件没有一项得到落实,给花冈惨案受害者留下了极大的愤慨!2000年11月19日,日本律师团召集原告在北京开会,告诉大家说,按照1990年的‘共同声明’,日本鹿岛公司重新谢罪,拿出5亿日元作为补偿。当时就想,5亿日元是少了点(是索赔额的十分之一),但考虑到各种因素,少一点就少一点,既然鹿岛公司谢罪了,就这样吧。但他们竟然这样做,说这5亿日元是救济,不含有赔偿或补偿的性质,如果我们早知道是这样,我们能接受吗?!50多年前,在日本鹿岛公司,我们受到那样的虐待,418条人命死于异国他乡。难道一条人命就值区区500万日元吗?我们当时索赔这个数目只是象征性地要求日本鹿岛公司谢罪赔偿,但是,鹿岛公司明明有罪却还讨价还价,真是岂有此理!”

铁证:中国劳工痛诉日本劳役血泪史

【铁证1】据石家庄日报报道,1944年春,在洛阳保卫战中,时任国民党第十五军连长的耿谆因负伤被日军俘虏。日军将这些被俘官兵押至洛阳西工营房作短暂停留之后,又将他们押往石门战俘集中营(今石家庄平安公园和原环宇电视机厂一带)。在石门集中营,战俘们所受到的是严刑拷打等非人的折磨。二十多天后,日军将千余名战俘押往北平清华园战俘营。据原石门俘虏收容所职员藏本证言:“从俘虏收容所到石门车站,步行要30分钟以上。其间中国警备队都持有手枪或其它武器,日本士兵扛着步枪,在这种警备下是无法逃跑的。途中如果逃跑,就要开枪。”

耿谆老人回忆说:“约在农历七月初,日军把我们战俘(包括一部分强掳的劳工)中身体健壮者,挑出300人,由北平上火车,押往青岛港,驱上赴日本的货船。”这300人就是日本鹿岛组(建设公司)花冈作业点强掳的第一批中国劳工。8月8日,经过七天七夜的海上漂泊,除去路上的逃跑者和死亡者,耿谆等294名中国劳工抵达日本花冈町中山寮,开始了在这座“人间地狱”饱受残酷虐待的苦难生活。之后,又有两批共700名中国劳工被押至花冈中山寮集中营,这样,共计986名中国劳工在这里被强迫为日本企业做苦役。

劳工们每天被迫从事15至16小时的超强度劳动,由于严重的饥饿劳累,加上凶狠的日本监工的打骂摧残,此后的半年时间,就有200多人死于非命。非人的折磨,激发了中国劳工的强烈愤怒,1945年6月30日夜,在大队长耿谆的率领下,幸存的700余名中国劳工发动了以死反抗日本侵略者暴行、捍卫民族尊严的暴动。后遭到日本军警血腥镇压,又有100多名中国劳工被害致死。至此,共计418名中国同胞在花冈死于非命。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花冈惨案”。

虽然已经时隔56年,但当时的惨烈情景在耿谆老人心中仍历历在目。老人说:“那时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抗争日本的虐待和侮辱的,就是为了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和民族气节啊!”

【铁证2】据新华网报道,曾在日本九州福冈当了两年中国劳工的贾长林老人,听到国内首次公布中国在日劳工名单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表示要将自已的亲历告诉世人,为历史作证。

已77岁高龄的贾长林老人在女儿的陪伴下,专程来到纪念馆痛诉自已在日本遭受残酷奴役的血泪史。他说:“1943年5月,我在八路军冀中九分区当卫生员护理伤员时被日军抓住,同年11月27日被押送到日本九州福冈稻筑町三井煤矿挖煤。在路上因许多人闷在一艘轮船的货舱里,当时就死了3个人。到福冈后,每天要干14小时的活,中午连饭也不给吃,稍不如意,就被监工拳打脚踢。因劳动条件极其恶劣,我有10多次被坑道里埸下来的石头压伤,好几次若不是被同伴死命拉出,险些被砸下来的石头压死。至今身上还留着多处当年的伤疤,被压伤的肋骨经常疼痛。”

提起59年前遭受的灾难,老人历历在目,悲愤难抑。他说:“在日本两年的非人生活,真是生不如死!当时的中国劳工年轻的只有十七八岁,年长的有五六十岁,许多人实在熬不下去惨死在异国它乡,至今尸骨难寻。”目睹战争苦难的贾长林告诉记者,战争时期的日本人民生活也十分艰辛,许多老百姓一天只有一把黄豆填肚子,“侵略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我们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日本投降后,贾长林于1945年11月作为交换俘虏回到国内。亲历日军残暴的贾长林毅然参加革命,随大军南下后,留在南京工作的贾长林一直在农林系统工作,结婚生子,生活安宁幸福。忆昔抚今,贾长林感慨地说:“国家不强盛,老百姓就要受人气、被人辱;只有国家强大,人民才能扬眉吐气,过上好日子。现在日本国内仍有少数右翼分子叫嚣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我们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将历史真相公之于世,就是要以史为鉴,维护和平,决不能允许日本军主义卷土重来。”牐犞泄在日劳工名单:首次在国内公开共352人一份珍贵的二战期间中国在日劳工名单首次在国内公开。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这份由日本友人提供的名单载有1944年在日本福冈大谷坑的中国劳工共352人,涉及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透露,在日军侵华期间,尤其是1943年以后,日军大肆掳掠中国青壮年充当劳工。日本北海道、福冈等地矿山都有大批中国劳工。这次发现的名单记录的是1944年福冈大谷坑的352名中国劳工,其中,一年内死亡人数就达87人。

朱成山介绍,这份名单是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全国常任理事、日中友协福冈县负责人松山、岩左等人于去年12月25日提供的。经他们调查发现,日本三菱公司于1946年为了开脱使用中国劳工的罪责,给日本政府开具了一张为公司挖煤的中国劳工名单。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曾宣称这份资料被烧掉了。直到1996年,这份秘藏多年的资料在日本华侨总会被发现。据松山等介绍,日军侵华期间,在福冈的中国劳工共7000多人,劳工人数仅次于北海道。1944年,劳工中有352人迁到福冈大谷坑。

朱成山认为,这份名单记载的很完整,有劳工的姓名及其所在的省、市、县地址,为寻找中国在日劳工的下落提供了宝贵资料,日军侵华历史也因此多了新的罪证。日中友协福冈县正在发动日本友人寻找这批中国劳工幸存者及遇难者的遗骨。

对日索赔难在何处

就国内因素而言,对日民间索赔困难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缺乏专门从事索赔活动的民间组织。国内受害者追索日本侵害行为,目前基本上是个人行为,这必然会受到很大局限。一些信息不能做到公开透明,广大受害者投诉无门,无形中使索赔行动的质量大打折扣。随着民间呼声日益强烈,目前出现了一种可喜的迹象,一些维权机构及律师团体日益广泛地开展活动。

第二,需要破除一定的误解。有人提出“民间索赔是否会破坏中日关系”之类的疑问。许多专家认为,理性有序的民间索赔不会破坏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比如通过在日本法庭的控诉,借助当地新闻媒体,能够起到扶正祛邪、警示世人的作用。

从日本方面来说,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首先,日本认为赔偿问题已经解决,这犯了常识上的错误。1972年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正像周总理当年所说的,不给日本人民增加负担,是为了中日友好。但是,要特别指出,当时放弃的只是国家赔偿,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战争受害者,有权向日本索赔。

其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关于时效问题,各国的民法对赔偿问题的时效均有明文规定,其中日本规定了20年的追索期。但是,联合国曾对战争赔偿问题有过明确的决议,认为战争犯罪并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历史:还原真相我们责无旁贷

“九一八”——在这个本该代表正义、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隆重纪念的日子里,我们却分明看到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无比:不仅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教科书,一些学校公然宣布使用这批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日本内阁年年参拜靖国神社,由此,一个现象就更加让人感到沉重无比——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艰难现状牐犜诖丝蠢矗“花冈惨案”11名幸存者及亲属代表对日索赔一案显得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二战”之后,战争遗留问题如何解决十分重要,通过索赔这个方式,不仅可以为战争受害者讨还公道,还应该是促使日本认清军国主义的罪行、反省那段不光彩的历史、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的一个有效途径。

“花冈索赔案”是中国民间第一个对日索赔的案例,它的成功与否,对整个“二战”遗留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被强掳至花冈的986名中国劳工中,河北籍劳工达245名。尊重历史、反映事实真相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和损失是空前的,在那场劫难中,中国人民伤亡1800万人,中国军队伤亡380万人,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今天,只有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使日本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深刻忏悔侵略罪行,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才能赢得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谅解与信任,也才能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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