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革命与“反帝”话语的舶来中国

[摘要]十月革命的成功,对当时的中国并未产生人们想象和描述中的影响。

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可以发现,所谓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对当时的中华民国并未产生人们想象和描述中的影响。即便是李大钊1918年前后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也未在民众中产生太大的热情。金观涛、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中考察了《新青年》有关“十月革命”出现的频率和次数后证实说:“在十月革命发生的1917年及其后一两年,它被提及的次数极少,这表明当时《新青年》知识群体对这一事件并不特别关心。对十月革命的注重,也是发生在1919年以后,甚至是1920年代初,也就是五四运动以后。这表明,十月革命是革命话语勃兴之后,才在观念史图像中被重新定位而受到重视的。因此,我们不能如以往那样简单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应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认同了社会革命甚至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苏联问题研究专家沈志华也在《中苏关系史纲 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中说:“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热潮,并没有轻易地把国人引向俄式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头脑中泛滥起来的,其实还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所谓‘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学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等,它们并不带有任何革命的色彩。”或者说,如果不是“一战”后巴黎和会浇灭了满怀希望的国人;如果不是民国的武装割据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如果不是知识界那么孤陋寡闻、感情用事、一意孤行,中国的历史或许会被改写。

然而,不该发生的一切都鬼使神差地发生了,而且是地动山摇、惊世骇俗。

遭遇巴黎和会“道义”与“秩序”相权衡的失败打击,国人正在质疑“世界上第一位好人”(陈独秀语)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公理战胜强权”、“民族自决”等“十四条”时,刚刚结束国内镇压和稳定政权的苏俄政府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1919年7月25日,其代理外长加拉罕署名发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宣言》,史称“加拉罕宣言”。宣言声称:苏维埃政府愿意将“沙皇政府独立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无偿交还中东铁路、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和他种产业;放弃庚子赔款;“废止一切特权”;放弃领事裁判权等。在民国北京政府漠然处之后,又于1920年9月27日,第二次发布加拉罕签署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重申“加拉罕宣言”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宣称:

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阶级从中国残暴地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可以说,若从宣言和照会的内容来说,与“巴黎和会”真是形成天上人间的对照,对于一贯怀有民族屈辱感的国人,用《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4月14日的文章话来说,就是不啻“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然而,它也只是看上去很美,并非真正是孙中山所言的“平等待我之民族”,因为按照1921年2月11日《外交部发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电》所记述的,宣言不但要求中华民国承担“立即同未经苏俄政府委任而自命为俄国外交和领事代表的人断绝来往,一并把他们逐出中国国境。将中国境内属于俄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房产以及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其他财产和档案,归还以苏俄政府为代表的俄国。”而且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呈现的,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正同北京政府进行谈判的苏俄驻华代表越飞发出秘密指示:“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

历史清晰地昭示,若不是前苏联历史档案解密,若不是张作霖1927年4月搜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收缴了七卡车颠覆中国政府的文件、宣传品和枪械,并整理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册子,分发给了中外各国的报馆和公使团,大概自以为是的中国人还会为此一直深信不疑,一直被玩弄下去。这是后话。中国人再聪明也不会想象得到,一个号称全世界最民主的大国政府居然这样居心叵测,干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勾当。

不管怎样,当时的国人们只顾兴奋异常,纷纷奔走相告,一时间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更加泛滥起来。据李洁在《1912-1928:文武北洋(风流篇)》中所述,当年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袖姚作宾率先在北京成立“中国共产党”,并曾派人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主动找苏共联络,只是未果而已。长沙新民学会在1921年新年辩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须采取何种方法”时,经表决,18人中“赞成波尔什维克主义者”12票。湖北利群书社社员1921 年夏在黄冈开会,经过三天讨论,与会者一致通过“走俄国人的路”,“赞成组织新式的党——波尔什维克党”。据1924年朱务善的《北大廿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验”之分析》中所统计,1923年12月北京大学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的民意测验中,威尔逊在全部497票中得51票,居第二;列宁得227票,跃居第一。赞成“友俄”与“友美”的比例约为5:1。蒋介石在1930年所作的《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中也说,1917年时曾这样表示自己的心得体会:“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必与之力争;如有人攻击共产党,必竭力为之辩护。”在给孙中山的上书中,蒋介石还劝其放弃欧美、日本的外交努力,而取法苏俄,他写道:“吾党标榜显著,外人目中无不视吾党为劳农制之化身,故无论为美、为法,与吾党个人有极善之感情者,至一顾及其本国之政策,鲜有不为其所反对与阻梗者。故本党惟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以谭义金(现在习惯翻译为邓尼金——引者注)等反动军凭藉外交之失败为殷鉴,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自有发展之余地也。”《孙中山年谱长编》中也清晰地记载了孙中山直至弥留之际,仍然留遗书给苏俄政府,内称:“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甚至留学美国多年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直到1925年还拒绝加入朋友们的“反赤化”讨论。1926年他还在名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赞扬说:“俄国的劳农阶级竟然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连胡适这个深受欧美文明浸渍的知识人,这时都这样头脑发热,也就难怪其他仁人志士们晕头转向、不知东西了。

不过,历史也有另一面。曾一度迷信苏俄革命的蒋介石,1924年亲自赴苏联考察被强力动员参加共产党后,在《与廖仲恺书》中写道:苏联“殊无诚意可言”,“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他们“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能有这样审慎的认知和思考,也就会理解蒋中正何以会在1927年4月发动“清党”运动,而后与斯大林分道扬镳了。只是不知那个又出钱又给枪炮的斯大林,面对突发的“清党”事件,是否还坚信自己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演中说过的那句名言:“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中国俗语里有两句话颇富想象力:一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个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不知道斯大林先生,更喜欢哪个。

当然更为人所共知的是,民国十四年前后徐志摩在《晨报复刊》发起的关于苏俄的见闻以及所引起的那场“苏俄仇友”的论争。此时,那个一贯浪漫的“诗哲”,凭借着文学的素养和敏感,很快觉察出莫斯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在这里,假使有一天想看托尔斯泰的书,“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如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在《血——莫斯科游记之一》一文的最后,徐志摩大声疾呼:“革俄国命的是列宁——你们要记着。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之后,他又在《又从苏俄回讲到复刊——勉已先生来稿的书后》中不无忧患地写道:“中国对苏俄的问题,乃至共产主义与中国,和国内共产党一类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痈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与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假如在这时候,少数有独立见解的人再不应用理智这把快刀,直剖这些急迫问题的中心,我怕多吃一碗饭多抽一支烟的耽误就可以使我们追悔来不及。”张奚若也曾撰文《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驳斥陈启修,认为苏联“假共产为名,为自己的私利……利用判断力薄弱的青年,智识寡浅的学者,和唯个人私利是图的政客,大倒其乱的人们,更是我们的敌人……其危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我们防备他比防备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更应该严密一点。”那个善变的梁启超撰写了《苏俄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覆刘勉已书论对俄问题》一文,积极参与到讨论中,他以那一贯“笔锋略带感情”的风格大声疾呼:“喂,青年们,傻子们,听啊!我老老实实告诉你,苏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你跟他们走自以为忠于主义,其实只是替党人张牙舞爪当鹰犬,和你脑子里理想的主义相去不知几万里。傻子,可爱的青年们醒过来吧!”尽管,陈冠玉在《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中途转向》中赞许说,这种质疑声音在当时几乎成了“孤鸿哀鸣”,并非是历史实情,但是,梁启超与张奚若、徐志摩、丁文江等,的确是第一波理性对待苏俄革命输出的学人。

接下来便是苏俄向中华民国输出革命了。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第二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立,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同年7月,隶属于俄共(布)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局(也可直译成俄国共产华员局——杨奎松注)成立。1925年苏共中央成立直属政治局的“中国委员会”。维经斯基、马林、越飞、加拉罕、鲍罗廷、季山嘉、加仑等,这些比在苏俄更知名的名字从此为中国人所熟悉。在向中国输出革命的过程中,远东书记处先是找到北京政府,在被拒绝后,又经第三国际党员李大钊找到吴佩孚、冯玉祥,前者仍然是拒绝,后者曾一度执迷不悟。这中间还找过笃信联省自治的陈炯明,结果自然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之后,他们通过李大钊首先找到了陈独秀,然后又找到正四处畴钱革命而不得的孙中山,用毛泽东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话说就是“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于是有了1921建党的伟大时刻,也有了1924年国、共合作的历史契机,有了北伐,终至1927年“清党事件”的发生。

所谓“反帝反封建”,这一惯用语在中国大陆真可谓耳熟能详,无论是历史、政治类教科书、参考书还是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学,到处都有它的身影,简直是陪大陆中国人从小长到大,然而又有多少人能知道其中的文化内涵与话语蕴藉呢?

行文关系,关于“反封建”的考察和悖谬,早有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李新宇的《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李根蟠的《“封建”名实析义——评冯天瑜<“封建”考论>》和侯建新的《“封建主义”概念辨析》等研究成果可以参看,本文权且不予置评。仔细考察“反帝”这一话语,发现它竟然是一个地道的舶来品。“帝国主义”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1895年日本学者浮田和民(1858—1945)的《帝国主义》一书的译本,稍后,1902 年赵必振又翻译了日本学者幸德传次郎(1871—1911)的《帝国主义,二十世纪的幽灵》。当然,此语境中的帝国主义非列宁阐释的帝国主义。

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1902年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和1910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1915年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的“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一节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二十世纪才达到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指出,“(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和物价昂贵;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的增长、战争的频繁、反动势力的加强以及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强和扩大”。并最后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作了进一步的完善。1920 年6 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了远东和中国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在1920 、1921年共产国际“二大”、“三大”通过和确立,经1922年所谓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传达给与会的国、共两党代表。

关于列宁“帝国主义”和“反帝”话语的提出,其国际背景是,当时美、英等14国正制裁和武力干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合法政府的苏维埃政权及其输出革命的行为,而列宁及其组织的“共产国际”为对抗美英等国而抢先将其注册为“国际帝国主义”。当然,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是否就真的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呢?不妨考察一下美国等在1920年代初期针对中国的举动,或者就可以略知一二了。徐中约在其名作《中国近代史 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中写道:巴黎和会的失败,“使美国背上了沉重负担”,“为了纠正错误并解决巴黎和会的遗留事项”,召开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9国会议,即通常所说的华盛顿会议:

中国代表团满怀希望而来,并提呈了一份九点建议书,要求与会国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相互之间停止缔结有关中国的条约,尊重中国在未来战争中的中立权,废除在政治上、司法上和行政管理上对中国的所有限制;再次审查外国在中国的所有特权、治外法权和租借,为其承诺设定时间期限。这个提议从美国和欧洲代表团那里得到热切而同情的回应。

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的建议被合并为四项总原则,而且最终被写进了1922年2月6日九国公约的文本中。签约国同意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放弃进一步追求势力范围的企图,尊重它战时的中立,尊重所有国家的平等商业机会。列强也分别同意于1923年1月1日关闭除了租借地之外的所有在华的外国邮政所,允许中国增加进口关税,从按照价格的3.5%到5%征收。

至于山东问题,则由中日两国在英国和美国的善意帮助下直接谈判。世界舆论,尤其是美国官方和非官方的压力,使日本放弃了山东,只保留了一些经济权利。

尽管“九国公约”在最后落实过程中,因为中国的南北分裂和政府更迭频繁,而没有完全按照中国人的意愿践行,但是相比于1922年苏联红军出兵并占领外蒙,造成外蒙事实上的独立,正如学者邵建在《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中所质问的那样:“仅此而观,赤白之间,谁更帝国主义?”就从这一事例是否可以看出,美国、英国至少在中国的问题上,是作为主持公道的国家而存在的。那么,怎么理解列宁所谓的“帝国主义”呢?很简单,这就如同甲、乙两个人吵架,甲说乙是帝国主义,而丙后来跟甲关系要好,于是丙就顺着甲的话四处宣扬乙是帝国主义,后来的人不明真相又都相信丙的话,所以乙的帝国主义身份便被确定了。

话说回来。“帝国主义”话语虽然已经产生,但在1920年前的中国并不被接受和认可,所以金观涛、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中通过检索“帝国主义”在《新青年》出现的次数和频率后得出结论说:“虽然《新青年》创刊时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帝国主义’一词使用次数一直相当少。直到1919年后,特别是《新青年》变为共产党机关刊物之后,这个词的使用次数才迅速增加。这表明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在巴黎和会后,特别是在接受了列宁帝国主义论之后。”事实也的确如此,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者开始接受马列主义中的阶级革命理论,并创建了所谓共产主义小组后,“帝国主义”在改版的《新青年》中被大肆运用,也就广布流传开来。尽管直到1922 年,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和受援对象的中共,在 “二大”上才确立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近期奋斗目标;国民党1924 年在“一大”上确定了中国民主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于是,在阶级革命论下,中国历史的叙事开始逐渐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1840年以来的社会性质,而“反帝反封建”的阶级话语也随之构建起来,并一直绵延流传至今。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对此瞿秋白1925年曾撰文《“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证实说:“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来了,只两三天功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传遍了上海的工人区和贫民窟,……不到两年,这口号就变成了奉旨照准的标语。”

纵观中国阶级革命的整个内容和全过程,“帝”作为笼统的概念,通常情况下泛指美、英、法、德、意、日等西方国家,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也会因具体情况而有专门指向,例如五卅运动时期,主要是指英国、日本;“九·一八”后,主要是指日本;抗战后期和朝鲜战争时期,主要是指美国。当然,民国时期的很多人士也称苏联为红色或赤色帝国主义;1960年代中苏交恶后,所谓“帝”既主要指美国,同时也包括“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曾将其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帝国”)。所以,所谓“反帝”,在20世纪的中国,就呈现出不同时代所指向的对象也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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