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御医手稿值两个亿?别胡扯了

短史记腾讯历史杨津涛2017-05-24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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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聊复集·怪证汇纂》,我们只能将其作为古籍,而不是医书来评定价值。

清朝御医手稿值两个亿?别胡扯了

图:汪必昌所著《聊复集·怪证汇纂》手稿

近日,清朝嘉庆年间御医汪必昌所著《聊复集·怪证汇纂》手稿被发现,其中记有治疗疑难杂症的药方600余个。有专家称,按每个药方价值40万元计算,这个稿本的总价将达到2.16亿元。

其实,御医的医术,通常都不高明;他们的药方,也值不了这么多钱。

对御医而言,活下来,比治好病更重要

自有皇(王)权,即有“御医”。如金代之太医院,被元、明、清沿用,名义上虽是全国最高医疗行政机构,实际上主要还是为皇室服务。

虽然御医常被世人目为“医术精湛之名医”,但伴君如伴虎,“独到见解”常等同于自招祸端。如据《明史》记载:明仁宗朱高炽做太子时,其妃张氏“经期不至者十月”,御医会诊,一致认为张氏有孕,向太子道贺。唯有一位名为盛寅的御医,认为张氏其实无孕,而是有病,并开了一副可能导致堕胎的“禁药”。张氏病情加重,无奈之下要求一试盛寅的药方。朱高炽遂一面命人将盛寅关押,一面令张氏服药;若张氏有发生危险,即将盛寅处以“磔死”酷刑。万幸张氏服药后痊愈,盛寅也保住了一条小命。①

并不是每一个御医都有盛寅这种好运。同治皇帝死于天花,太医院院判李德立等,均被“革职戴罪当差”。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等,也全被革职。②

御医在诊治过程中,甚至与有因担惊受怕而自丧性命者。嘉靖年间“壬寅宫变”,明世宗差点被宫女杨金英等人勒死。太医院院使许绅奉命急救,将皇帝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明世宗前脚封赏许绅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后脚许绅就病重将死。许在遗言里说:“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意思是说:我活不了啦。之前急救皇帝时,自知若救不回来肯定难逃一死,故深罹“惊悸”,已病入膏荒。稍后,许绅果然病故。③

客观医疗环境如此,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乐衷于开无风险的补药,而非治病之药;乐衷于用“慢治”卸责,而讳言药到病除)、“从众诊断”(随大流,寄望于法不责众,忌讳发表独立见解)……等,遂成为御医们主修的职业技术。

宫廷制度,让御医没有精进医术的空间

除性命压力之外,御医在给皇室成员诊治时,还要遵循一系列有违医疗规律、破坏合理医疗计划的规矩。

1、宫中医疗章程,使御医们致力于“既不任功,也不任过”

比如:

清代民间医生杜钟骏,受人举荐,入宫给光绪帝看病,就很不解地问内务府大臣:“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当时,共有6名医生,轮流给光绪帝看病,分别诊断、分别开药,医生们之间互相也不通讯息,任何一名医生都没有办法持续用药。内务府大臣的回答是:“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

这种多人分别诊断、前后不通讯息的“内廷章程”,在某种程度上,乃是针对御医“从众诊断”这一自保之道而设。但这种规矩有违医疗规律,杜钟骏深感医治光绪无望,又找到工部尚书陆润庠,大发牢骚:“我辈来此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陆润庠的回答是:“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杜钟骏只好“默然而退,以为此来必无成功也”。④

2、用药决策权在“圣裁”;皇帝常爱篡改御医的药方

再比如:

晚清名医马文植,受诏入宫给慈禧诊脉后,开下药方,先“呈内大臣、诸侍医看过”,再“进呈皇太后御览”。稍后,李莲英传旨,太后认为“马文植所拟方药甚佳”,“着大臣议奏应服何方”——要大臣们商议,究竟该用太医院之前的药方呢,还是用马文植的新药方。大臣们回奏:“臣等不明医药,未敢擅定,恭请圣裁”。稍后,慈禧传来圣裁:“仍用太医院方,明日同议,着马文植主稿”——用太医院的药方,却让马文植主稿,这“圣裁”,可谓和得一手好稀泥。⑤

御医无权决定最终的用药,药方的审核权在大臣和“圣裁”,尚不是违背医疗规律之最极端者。最让御医们手足无措的,是“圣裁”常常亲自下手更改药方。

比如,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曾按照自己经验,命令更换药方中的若干药材。薛宝田等给慈禧太后议定药方,呈御览后,慈禧要求将药方中的“续断”改为“当归”。光绪帝改动药方更为频繁,如曾在御医开的药方中,擅自加上“乳香、紫花地丁、白芷”三味药。光绪不喜欢“杜仲、菟丝子”,“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

久病不愈,令光绪帝对御医极为不满,认为是御医“总因治不得法,病久迁延,致成种种痛楚”,故时常下旨,对御医进行“业务指导”。比如,他要求“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菊花、桑叶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⑥

3、御医医术有限,清末太医院计划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现代医学

这些宫廷规矩,一方面制约着御医的医术发挥应有的效应,另一方面也引导御医朝着“揣摩圣裁”的方向“精进”自己的医术。这直接导致御医虽然名为当时医生群体中的佼佼者,但其真实医术水平却始终很有限。

比如,刘声芳在康熙、雍正两朝当了30年御医,深得信任。有人研究了他留下的医案,发现经治疗后病情好转的仅7例,效果不明或恶化的案例要更多。一名正黄旗二等侍卫和一名宫女,都是在经刘声芳治疗后死亡。刘声芳因此受到了罚俸等处置。后来刘声芳被废黜,也是因为被雍正认为“不用心调治,推诿轻忽,居心巧诈”,没能治好皇帝的病——当时,雍正长期服用丹药,由重金属中毒,引起失眠、记忆衰退、神经质、食欲不振等症状,相当严重。⑦

现代医学自西方传入后,太医院亦着手改革,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1906年,太医院初步制定计划,设立学堂,招收新生,让他们先学“中西参用之医学”,再派到国外深造。1908年,发生光绪帝驱逐御医事件,鉴于“中国医理相延古法,并非专门科学”,太医院加快了选派留学生的脚步。按太医院的计划,留学生回国后,“本院医务逐加改定,分设中西二科,以冀克收完全效果”。⑧这一计划没能落实,清朝就灭亡了。

清朝御医手稿值两个亿?别胡扯了

图注:光绪皇帝

蒋介石的医官、毛泽东的医疗组,都是学习现代医学出身

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中国最后一批御医们回归民间,成为普通郎中。此后,这些前御医们及其弟子,鲜少再有给大人物看病的机会。现代医学(亦即通常所谓的“西医”),取代了以“古法医理”为学术依据的御医,成为高层政治人物的医疗首选。

近代政治人物中,孙中山学现代医学出身,且曾开设诊所,一生所用皆是现代医学。蒋介石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但在医学上更相信现代医学。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脊椎受伤,戴笠推荐了杭州的一名中医,称“医伤科,中医有时实胜于西医”,但蒋并未采信。他更相信南京鼓楼医院西医郑祖穆的意见,“照例医治脊椎病者,须仰卧或仆卧于石膏模型中数月之久”等。⑨

蒋介石身边医官也都是西医,如吴麟孙曾在德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熊丸先后就读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华西医学院。其中熊丸从1942年起,除了两次出国外,此后数十年都一直在蒋介石身边为他治病。蒋信任这些学习现代医学出身的医官,“与医生配合度很高”。

毛泽东去世时,其医疗组全体医生在护理记录上签字,签名者有胡旭东、陶寿淇、方圻、吴洁、姜泗长、高日新、翟树职、李志绥、陶桓乐、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寿、徐德隆、李春福。⑩这些医生也都是学习现代医学出身的“西医”。比如王新德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是神经病学专家;陶寿淇曾留学美国,是心血管内科学家;陶恒乐是心内科学家;方圻先后就读于协和医学院等学校,是心血管病专家;姜泗长毕业于北平大学医学院,是耳鼻喉科专家。

综上。当不难了解传统“御医”在医术上的真实成色。所谓《聊复集·怪证汇纂》“每个药方价值40万元,稿本总价将达到2.16亿元”,不过是一种刻意的炒作。将该书作为古籍进行研究是合适的,作为医书来评定其价值,则是非常可疑的。

清朝御医手稿值两个亿?别胡扯了

图:蒋介石遗体。在对其抢救的过程中,使用的完全是西方医学技术

注释

①③《明史》卷二百九十九《方伎列传》;②⑤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86、83页;④(清)杜钟骏:《德宗请脉记》,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82页;⑥梁峻:《光绪皇帝与御医》,《北京中医》2007年第11、12期;⑦张田生:《医疗与政治——清代御医刘声芳政治沉浮考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⑧梁峻、曹丽娟:《清末太医院之整顿》,《北京中医》2007年第9期;⑨皮国立:《抗战前蒋介石的日常医疗经验与卫生观》,《中华民国史研究(第1辑)蒋介石的日常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02、303页;⑩余玮:《细诉伟人身边事——访“红墙医师”王新德》,《党史纵览》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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