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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背景调查就可以阻止枪击案吗

刁大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近几年美国密集发作的枪击案揭示出,过去近10年的经济困境、族裔冲突、反恐泥潭等困境,导致美国社会矛盾进入了多发期、易发期。

11月5日,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南部的萨瑟兰斯普林斯爆发教堂枪击事件,包括枪手在内,造成了27人死、20人伤的悲剧。此次事件的发生地是一个五六百人社区中并不大的教堂,而其造成的伤亡水平却足以列入历史名单——该事件成美国历史上第五伤亡惨重的枪击事件。

事件发生后,希望找出真相的人们很快还原了26岁枪手德文·帕特里克·凯利的人生轨迹和行凶动机,但结果却直指形同虚设的“枪支管控”。

得州枪击案,槽点不只在背景调查

按照公开信息,凯利具有明显的施暴倾向、曾接受精神病治疗,多次具有家暴、控制和侵犯他人指控的劣迹,并于2014年被空军除名。按照1968年出台的《枪支管控法案》的规定,精神病史、案底或犯罪记录、被军队除名,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阻止凯利“合法”购枪。但现实却是,这些关键的排除性信息并未被纳入相关数据库,也就无法实现“有效的背景调查”。

无疑,得州教堂枪击案暴露出美国现有枪支管控,特别是背景调查环节上的重大缺失,但其中的槽点就仅此而已了吗?

试想,如果凯利在高压的背景调查下,不能到正规枪店购买枪支,他不是还可以到枪展上或网络上淘到想要的枪械吗?即便无法再得到新的枪支,在枪支文化盛行的得克萨斯州,凯利从家人或朋友那里要来枪支的难度也并不大吧?再试想,如此一个对社会、对宗教信仰具有明显反感情绪的人,并且在案发前曾在网上承认特意买来小狗射杀来进行“瞄准练习”,为什么还没能引起警方的高度关注?如果将这些疑问嵌入的话,这次枪击案所揭示出的问题,显然并非执法和背景调查那么简单。

1775年莱克星顿的枪声注定了枪支文化与美国历史的如影随形,而从欧洲大陆传来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理想,也落实为枪支所实现的“自我防卫”。进而,联邦宪法第二修正案明确为“枪权”正名:“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于是,与国家历史紧密缠绕的文化以及宪法级别的制度刚性,基本上斩断了美国“禁枪”的任何想象。

而这半句话也存在着莫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这里的“人民”是否需要门槛或者需要怎样的门槛?如何真正执行这些门槛?通过何种方式“拥有”和“携带”?关于“拥有”和“携带”的限制是否能彻底闭合而毫无漏洞?“武器”到底包括什么?是否能真正将“武器”只限于“自我防卫”?

这些疑问不但构成了如今美国控枪实践中的各种纷争,也在现实中制造出一个个足够致命的完美漏洞。又加之美国联邦主义底色所造成的“短板效应”,任何一个州在控枪上的放松,都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倒退。

“顽疾”+“新伤”,美国枪支管控陷僵局

枪支困境可谓是美国社会治理乃至政治层面的顽疾,但目前“顽疾”遇到了“新伤”,进而才变本加厉。

1982年以来,造成10人以上死亡的枪击事件已有16起,其中有9起发生在2008年以后,即当下的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而且,目前美国历史上最大伤亡前三位的枪击案也扎堆在这个时间段中。

这种密集发作的症状,只能揭示出一个现实,即过去近10年中的经济困境、族裔冲突、反恐泥潭与国土安全隐患等等困境,导致美国社会层面的矛盾进入了多发期、易发期。似乎所有人都不满,而那些最极端的人选择了极端的表达。

现如今,关于枪支“旧伤新恨”的解决之道,最终都会归结为美国两党之间关于到底“人”还是“枪”的问题的水火之争。显然,这种由于特殊利益驱动而将矛盾人为割裂的做法,只会陷入无解的僵局。

必须看到,“人的问题”,即作为根源的美国社会矛盾难以朝夕平息,那么尽可能解决“枪的问题”显然应被摆上国家的治理议程。但问题是,所有人都清楚需要做一些事情、甚至都清楚需要做什么事情,但却始终原地打转,这显然是对美国所谓“制度改良能力”、“治理更新能力”的最大否定。

在得州教堂枪击案发生之后,担任该州检察官的共和党人肯·帕克斯顿曾公开建议:防止类似事件重演的唯一办法,是人们去教堂时要更多携带枪支。帕克斯顿的说法,肯定代表着某些阵营的声音,但一定不会是解决方案,而是下一个悲剧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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