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叛徒蔡孝乾与台湾地下党之被侦破

[摘要]蔡孝乾变节后在国民党保密局从事“匪情研究”,被授少将军衔。

原载《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

在台湾共产党的历史上,蔡孝乾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早年参加台共,当选中央常委。曾参加过中央红军的长征,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他奉命潜返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初期,蔡孝乾被捕叛变,出卖了台共组织,最终导致整个台共组织被侦破。蔡孝乾变节后长期在国民党保密局从事“匪情研究”,被授少将军衔。他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其经历至今令人感叹。

走完长征路的唯一一个“台共”

蔡孝乾1908年出生于台湾彰化县花坛乡,6岁进入彰化公学校(台湾人子弟小学)。当时日本统治者强行在台湾学生中推行日语教育,蔡孝乾在公学校学的是所谓的“国语”,即日语。1922年毕业后,留校任代教员一年。1924年春,蔡孝乾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由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创办。瞿秋白、施存统、彭述之等著名共产党人曾担任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任弼时、董亦湘、李汉俊等人担任教员。上海大学学生在瞿秋白等教师的影响下,特别重视社团活动。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蔡孝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活动产生浓厚兴趣,迅速成为台湾左翼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积极参与组建各类学生团体,参加各种反对帝国主义和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

1927年7月,共产国际通过布哈林起草的“有关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被日本共产党当即采用为党之纲领。其中第十三项“殖民地的完全独立”中,将朝鲜、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列为日本共产党的重要使命。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的帮助下,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等7人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了台籍共产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台共(当时称“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彭荣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并领导这一重要会议,有研究者认为,这个“彭荣”就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的化名。4月18日,林木顺、林日高和蔡孝乾三人当选为台湾共产党中央常委,蔡孝乾负责宣传工作。

台共成立后,加强了对工人和农民的组织与领导。童养媳出身的谢雪红在冲破封建罗网之后,也加入了这个团体。由于台共的艰苦努力,各方面工作都有了很大成就。但是台共内部矛盾重重。1928年4月25日,谢雪红在上海法租界被驻沪日本总领事馆警察逮捕,押回台湾,6月初被释放。为躲避日本警察的逮捕,1928年8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蔡孝乾与其他几名台共干部秘密乘船离台,来到福建漳州,在石码中学、龙溪女中任教。为了生活,蔡孝乾还当过短时期的公路工程处临时职员。他与中共组织只有横的联系,在工作上直接受设在上海的台共总部领导。

1932年4月20日,红一军团东征进入漳州城。4月24日,两年前曾以“巡视员”身份和蔡孝乾联系过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委员”李文堂找到蔡孝乾。李文堂是海南岛人,海员出身,曾参加过1924年省港大罢工。他来找蔡孝乾,邀蔡到中央苏区工作。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接见了蔡孝乾,对他说:“欢迎你到红军中来工作。我们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需要文化工作者。苏区物质条件差,生活苦,只要能吃点苦,工作是愉快的。”罗荣桓接着告诉蔡,军团政治部编印的一种刊物《红色战士报》,原来由他自己主编,现在要交给蔡负责主编。在罗荣桓的安排下,蔡孝乾进入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化名“蔡乾”。因工作上的关系,蔡孝乾开始和萧华、舒同有所接触。蔡孝乾还对“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有很好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胡底可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以前在上海从事‘左联’戏剧活动。进入苏区后,红军中的戏剧活动都由他领导。”多年后,蔡孝乾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占领漳州,带给我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是属于实际生活方面的,而且也是属于意识观念方面的。从那天起,我就成为所谓‘红色战士’的一员了。”

1932年6月中旬,蔡孝乾等人抵达长汀。当时长汀是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离瑞金仅60华里。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的任弼时曾任上海大学俄文教授,给蔡孝乾上过课,有师生之情。到长汀后第三天的清晨,周恩来拿出两本日文书给蔡孝乾看:一本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另一本是当时日共领导人佐野学的著作《国家论》,这是一本佐野学对列宁著作进行通俗阐释的书。周恩来请蔡孝乾先把列宁著作译出,蔡孝乾感到为难,因为身边没有日文辞典。周恩来说,到了瑞金叶坪中央教育部可借,那边正筹建中央图书馆,有大批日文书刚从漳州运来。蔡孝乾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前往江西瑞金的路上,蔡孝乾等人遇见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毛泽民见蔡孝乾等人走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便叫蔡孝乾等人轮流骑他的马。1932年6月23日,中央苏区召开“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蔡孝乾被选为总同盟主任,张华为总同盟组织部部长,张爱萍为总同盟宣传部部长,邓颖超等35人为执行委员。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这时也在“反帝总同盟”工作,蔡孝乾和毛泽覃经常聊到深夜。

蔡孝乾在中央苏区工作两年多,接触过不少党政军领导人,如周恩来、项英、毛泽东、刘伯承等。在回忆录中,蔡孝乾对当时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查田运动、扩红运动、财经运动、劳动政策、文教工作、肃反工作、合作化运动,以亲身经历与历史相结合,写出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34年10月,蔡孝乾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穿越草地是长征最为艰苦的阶段之一,党和红军干部在途中大量死亡。凭着毅力,蔡孝乾追随大部队,完成长征壮举,到达陕北。蔡孝乾由此成为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台共干部——这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长征途中,他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培养出革命感情,为其后来成为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埋下伏笔。

蔡孝乾后来曾回忆他随叶剑英指挥的中央纵队长征的情况。他亲眼目睹了红军惨烈的渡湘江战役:“伤员一抬一抬的被送到后面去……到这个时候为止,红五师已经有一个师参谋长、两个团长、一个团政委相继阵亡了,另有两个团长和一个团政委受伤了,连、营级干部的伤亡更多……”

1937年抗战爆发后,蔡孝乾随八路军总部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至1939年),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战斗在太行山前线,对日军和汪伪军队进行心战工作。后因前线形势严重,在党中央“保存干部”的政策下,蔡孝乾被调回延安。

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盲目乐观

1933年,日共被日本政府查禁消灭。原本作为日共一个支部的台共,在中共的协助掩护下,总算得以存活。二战结束后,台湾重归中国版图,台共纳入中共党组织,成为直接受中共领导的省级党组织。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台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蔡孝乾向组织请调林英杰、洪幼樵和张志忠(台湾嘉义人,时在新四军工作)等人潜返台湾。

1946年5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在台湾正式成立,蔡孝乾任书记,陈泽生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部长。陈泽生和洪幼樵成了蔡的两个最重要助手。(抗战前陈泽生在左翼作家联盟时就加入了中共,奉命随蔡来台时,已是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洪幼樵抗战时在福建打过游击,具有武装斗争的经验。)7月,蔡孝乾回到台湾,开始全面主持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工作,地下党正式在台运作。

由于蔡孝乾离台已有十八载,家乡人事全非。他对战后初期台湾的政治和社会情况颇为生疏,因此只好侧重于联络老台共党员以发展组织,但成效并不显著。据国民党情报治安部门公开出版的资料显示,迟至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爆发前夕,台湾省工委所招收的党员不过70余人,在起义中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此后组织发展迅速。截至1949年底,所属党员已达1300多人。1949年时,以蔡孝乾为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一面采用合法的统一战线的路线,将组织渗透到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里面去,发动工潮和学潮,引起台湾社会秩序的动荡,以孤立国民党的统治;一面想采取游击战术,利用台湾人民的反蒋情绪,在各地建立武装组织,即成立“武装工作队”发动起义,夺取政权,来达到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目的;同时在党的建设方面,积极发展组织,借以壮大队伍。

随着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台湾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春,中共台湾省工委向各级地下党同志下达了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中共台湾省工委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1950)4月最为适当。”1949年12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又发出了题为“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指出:“台湾的解放更接近了,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为期是不远的。台湾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台湾组织的任务是很迅速很切实地来准备力量配合解放军作战。”

“老郑”第一次被捕,记事本暴露“吴次长”

但是局势很快急转直下。1949年12月,台湾当局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有效破坏。从1950年1月起,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台共地下党员。

1949年7月,有人捡到一份台共刊物《光明报》,转交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蒋介石大为震怒,限期破案。高雄警察局很快抓到4名持有《光明报》的台大学生,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约谈4名学生。学生戴传李承认,报纸是从妹妹戴芷芳处所得,而戴芷芳的上线是基隆中学校长、台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光明报》就是基隆市工委的宣传刊物。谷正文马上逮捕了钟浩东,并搜出《光明报》的印刷器材及宣传资料。钟浩东被捕后自知一死,慷慨地说:“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的死去!”夜以继日的讯问,让钟浩东濒临崩溃,恍惚间,他反问审问他的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老郑怎么样?”这句话犹如导火索,引发了另外44名地下党员的被捕。钟浩东及其夫人蒋碧玉,以及部属罗卓才、张奕明等7人在台北被枪决。

“老郑”就是蔡孝乾,但钟浩东并未透露谁是“老郑”。这引起了谷正文的警觉,意识到“老郑”是个大人物。很快,台共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党员李汾被保密局特务抓捕。谷正文为了“钓大鱼”,故意释放了李汾。1949年10月中旬,为求自保的李汾悄悄回到保密局高雄站送情报。李汾告诉谷正文,他的上级和他约好,10月31日在高雄市农会前碰面。这样,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捕。特务在陈泽民身上搜出记事本,里面又出现了“老郑”的名字。陈泽民不愿意供出老郑是何许人,只说他见过老郑几面。特务刑讯逼供,陈泽民熬不住,被迫说出了老郑落脚处的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保密局立刻派出一组人员在屋内外隐秘处轮班守候,埋伏了整整一个多月没有任何结果。

在高雄逮获陈泽民以后,保密局又把矛头指向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工作部部长张志忠。1949年12月29日,张志忠在台北万华区老松公园被捕。1950年1月29日,化名“老郑”的蔡孝乾被捕。“老郑”只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却要求提供美餐。被称为军统“活阎王”的谷正文晚年曾撰写《蔡孝乾吴石系列潜匪案侦破始末》一文,在文中他回忆第一次审讯:“当时,蔡孝乾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中年男子,在他心里,总认为共产党很快就会将奄奄一息的国民党赶入海中。而在解放台湾的任务上,居功最大的,无疑地便将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无法相信自己竟会落入国民党手中这件事。”谷正文承认:“我并不期望这种友谊攻势很快就能收买蔡孝乾,因为我了解,他和台大四名学生不同,他的党龄很深,党性很强,在我找出他的真正弱点之前,友谊攻势的效果是有限的。不过,我并不心急,只要他——我直觉他若不是台共的头号领导人,至少也是领导人的左右副手——在我手中,肃谍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谷正文认为,“老郑”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天天给他买饺子。一周后,“老郑”终于说出“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的话,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吃完后,“老郑”又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的一个据点。立功心切的3个小特务便让“老郑”带路,结果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老郑”突然跑掉。

蔡孝乾被捕时,公文包里记事本上的一串名单中有“吴次长”三字,“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直接暴露。由于吴石身居高位,又与保定军校同学陈诚及时任参谋总长的周至柔是莫逆之交,保密局并未轻举妄动。蔡孝乾叛变后,保密局还在他身上一张拾元的新台币钞票上发现了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便是他直接联系的华东局特派员朱枫。1950年2月底,保密局特务闯进吴石寓所,称有人指控他是共产党,请他去队部问话。吴石当面驳斥,特务搜查后带走其夫人王碧奎。经讯问,王碧奎承认“老郑”曾多次到吴家,吴石的地下党身份暴露。1950年3月1日,保密局正式逮捕吴石。

吴石是如何潜伏进国民党高层的呢?1947年至1948年间,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中将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倾向革命。同乡好友、地下党员吴仲禧介绍吴石参加进步组织“民联”,直接受中共地下党员何遂(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领导,单线联系。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吴石亲笔写信给他的学生、“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吴仲禧到任时,出来接待的李树正见信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部队驻地、番号、兵种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托病回后方就医,赶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汇报。

1948年秋,白崇禧、陈诚指示将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保存的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运送台湾,吴石对此表示反对,建议暂移福州,理由是福州有“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之利。吴石当时已知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起义,将这批绝密资料悉数献给新中国。于是吴石派随从参谋王强等人押送,于1948年12月下旬将机要档案运抵福州,保存在于山戚公祠大殿内。1949年5月吴石正式到任后,国民党高层又电促速将福州存放的军事机要档案运台。吴石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充数运台交差。同时,他又下达紧急命令,将绝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藏匿。

1949年6月,蒋介石亲自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固守福州、协防台湾。吴石成功阻止了蒋介石提出的在福州修筑半永久性城防工事的方案,使市民免遭劳役之苦。他通过谢筱廼送出许多重要情报。1949年7月,吴石经广州辗转香港,找到吴仲禧,告知:他已被调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仲禧曾请他考虑,如果不去,可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免嫌疑,他将携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一同去台,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保存无损的298箱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在笔记中用真姓实职记录重要联络人,这是隐蔽战线的大忌。作为老资格台共领导人的蔡孝乾,是不应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的——他的这一低级错误让壮志未酬的吴石付出了血的代价。

不久,谷正文得知逃跑的蔡孝乾躲在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他的特务去查找。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便在乡间路上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特务一看,正是“老郑”。原来蔡孝乾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1950年3月中旬,蔡乾第二次被捕,马上叛变,愿交代所有地下组织。他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让已同他姘居两年的16岁的妻妹马雯娟来监狱同住。谷正文满口答应。

第二次被捕,供出特派员朱枫

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供出了分布岛内各地的地下党员名单,其中包括华东局特派员朱枫。那么,朱枫是如何来台的呢?

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攻击金门古宁头,由于情报失准,战斗连连失利。11月5日,三野七兵团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也因情报失准而严重受挫。连续两次失利,使中共高层领导决定,尽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华东局社会部对于派谁去台湾执行这一任务颇费心思。女情报员朱枫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选。朱枫忠诚、机警、成熟,她的继女陈莲芳和女婿王昌诚住在台湾,而且王昌诚又是保密局电讯处处长,他们一直不知道朱枫的真实身份。但华东局社会部有关领导却对此犹豫了好一会儿。因为他们深深了解朱枫十余年来在敌人心脏出生入死的经历——在她即将从香港调回上海,实现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又让她担此风险,于心不忍。但也确实没有别的合适人选。组织经过慎重考虑,终于找她谈话,并征求她的意见。朱枫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1949年10月,朱枫给丈夫朱晓光写信:“我常想念你们,只要脑子一有空,无论在船上、车里,或在夜深人静时,都念念不已……我彻底体验到‘人非木石’这句话的真义。”去台湾执行潜伏任务前,她以“兄”的口吻写信向朱晓光告别:“兄尚须去菊处小住,须两月方与妹聚首……个人的事暂勿放在心上。”

朱枫到台湾后,住在女儿女婿的基隆家中。第二天,蔡孝乾到基隆与朱枫见面。几天后,朱枫又见到了吴石。在台期间,朱枫与吴石前后7次秘密会面,吴石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绝密情报拍成微缩胶卷交给朱枫。朱枫又按约定把这些情报交到中共华东局社会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上一位大副手中,顺利转到了华东局社会部和总参作战部。40多天后,任务完成了。此时,朱枫接到上级指示,命她速回。她买好了回香港的船票,还托好友给上海的家人带去一封即将返回的信。不料,这封信竟成了朱枫的绝笔。

蔡孝乾被捕后,供出朱枫特派员的身份。这时,朱枫已凭借吴石签署的特别通行证,潜回舟山。毛人凤立刻致电保密局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立即逮捕朱谌之,押解回台湾。保密局对朱枫实行“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用感情去征服”的劝降方针,但朱枫始终不曾屈服。保密局的报告在提及朱枫时这样写道:“……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

据不完全统计,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共有400多人以“匪谍”罪名被抓捕,造成中共台湾省工委成立以来的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1950年春夏,中共台湾省工委重要干部几乎被一网打尽。蔡孝乾、张志忠、林英杰、计梅真等,全部被关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里。此后,中共台湾省工委下属组织全部破坏,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处决。

1952年4月25日,重整后的台湾共产党在苗栗山遭到破坏,400余人被捕。从此,中共在台湾的活动转入低潮。同时,中共台湾省工委在台湾建立的武装基地也遭到破坏。最后一个“鹿窟武装基地”隐蔽坚持到1952年,在保密局特务会同军警的进攻下也被摧毁。

监狱里对蔡孝乾展开“批判”,为时已晚

中共台湾省工委之所以遭受如此大破坏,有对解放军渡海时间估计过于乐观和岛上回旋余地小等客观因素,但主观指导失当及领导者个人品质是主要原因。保密局档案在“蔡孝乾案”中的“对本案综合检讨”说:“……共匪各级组织与忠实程度均不够,一经破坏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时,亦时断时续,迄‘台湾省工委会’破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又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蔡孝乾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因台湾当地的经济水平远高于大陆,他开始痴迷于生活享乐,热衷于联络台湾当地上层工商人士。妻子去世后,蔡孝乾便同14岁的妻妹马雯娟同居,钱不够花时便挪用组织经费。1949年,蔡孝乾竟向台湾一些富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声称赞助经费的话台湾解放后必予关照。谷正文在回忆中还提到了蔡孝乾被捕后的情况。他说,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几名地下党干部被捕之后,曾在牢房中集体批斗蔡孝乾。张志忠指着蔡孝乾破口大骂,指责他生活腐败,引诱14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吃过晚饭上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谷正文在评论蔡孝乾时说:“一个人说话是不是诚恳,从他的双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而蔡孝乾被捕后的最初几天,应讯虽然大方,但是眼神却闪烁不定,所说的内容大抵不着边际,这点,我暂时不与他计较。从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质生活,这种人,如果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个时候,他什么话都会说。”谷正文在评价台共失败原因时说:“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以隐蔽战线最基本的常识判断,蔡孝乾的作为确实存在多项致命的缺点。按照陈泽民、张志忠等人对蔡孝乾的指控,蔡孝乾不仅没有资格领导地下党隐蔽战线的工作,他甚至连当一个共产党员都不够格。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报纸发表了一份公开自首声明,并在电台广播。蔡孝乾叛变后,任职于“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情报局等情报单位,授予少将衔,上级交付其任务为专事写作及研究分析工作。1982年10月,蔡孝乾因病在台北病逝,终年74岁。

除了蔡孝乾的个人品质,中共台湾省工委对形势估计错误造成指导方针偏差也是招致大破坏的原因。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提出过党的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周恩来在总结中共南方工委1942年遭破坏的教训时也强调,地下党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因为二者的指导方针是矛盾的。众多实践都证明,搞武装斗争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势必不能隐蔽组织和领导者,而中共台湾省工委违背隐蔽方针,急于建立武装训练基地,在工人学生中不经严格审查大力发展党员,恰恰为敌特提供了机会。

张志忠:谷正文眼中“唯一的硬汉”

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工作部部长张志忠被捕后,坚贞不屈。一次,蒋经国亲自到监狱里劝降张志忠:“张先生,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志忠干脆地回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原台湾地下党台北学委会书记吴克泰,在“二二八”事变后前往大陆,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他在回忆文章中也认定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的铁汉。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在台北市川端町刑场英勇就义。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长期调查核实,于1999年l月将张志忠和夫人季云定为烈士。谷正文对张志忠的评价甚高,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我与这些人的交手经验里,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后来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却最高;至于洪幼樵则是一个温和的书生;而原籍厦门的陈泽民,则给我深刻的好印象。”

谷正文认为,在台共党员两千余人中,张志忠可称唯一硬汉:“蔡孝乾久经中共长征及对日抗战,吃尽苦头,故返台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动摇,失去领导能力。张则坚持其武装斗争作风,搜罗前‘二二八’逃亡人士,成立多处武装基地。此作法为中共中央所否决,认为台省山林不深广,交通又方便,不宜游击战。张与蔡不和,四人先后被捕后,蔡、陈、洪皆投降,唯张一人不降,虽多方诱导,但坚持一死。后蔡、陈、洪全为保密局聘为‘匪情研究室’研究员,张则未供一人,未供一事……在台共党员二千余人中,可称唯一硬汉。”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以及“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四人在台北近郊马场町英勇就义。吴石遥望大陆,深情地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临刑前,吴石写下了一首绝笔诗,后半部分为:“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民政部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朱枫就义时,身上穿的是一件淡绿色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她的颈上和肩头,是一道道勒紧的绳索。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身中7弹,英勇就义,时年45岁。这一案件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的第一大案,震动了整个台湾岛。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由于多种原因,朱枫烈士的骨灰长期流落台湾。2010年12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协助和台湾有关方面的配合下,朱枫烈士的骨灰终被迎回大陆,寄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12日被送回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内的朱枫烈士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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